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给许多老牌大型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原先支持金融市场的大量复杂的资产组合、杠杆放大的投资工具被解散,衍生品市场萎缩、相关行业受创,市场流动性因此大幅缩减。整个信用市场低迷,各类抵押贷款相关资产大幅缩水,并最终导致各家商业银行纷纷为潜在损失计提大量的减值准备,造成很多国际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下降。为了满足资本监管要求,商业银行的本能反应是对风险偏好进行调整,减少风险性资产——贷款。为了防止金融危机演化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对很多大型危机银行注资。注资是为了防止大量银行破产,更为了避免随之而来的信贷紧缩。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形势也急转直下。中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策略就是超常的、“救急式”的财政与货币扩张政策。2009年新增贷款无论是规模和增速都创下历史最高记录。由此可见,信贷供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信贷供给的多少反映了宏观政策调控的效果以及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在这样的危机面前,相关经济指标和商业银行主体的行为调整带给我们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方面,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段,微观市场主体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具有明显的亲周期性：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在经济上升时期,商业银行对借款人前景的过度乐观常导致信贷标准降低、信贷政策放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快速提升又强烈刺激其放贷冲动。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借款人财务状况的恶化促使商业银行在提供贷款时更加谨慎,信贷策略趋于保守,同时基于绩效的下滑预期、风险方面的顾虑以及金融监管的趋紧,促使商业银行加快信贷收紧的步伐,贷款增长随之快速回落,这可能会加剧经济运行的波动,导致了经济在低谷徘徊时间延长。商业银行这种亲周期性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和破坏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也不容忽视。造成信贷亲周期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根据新巴塞尔协议对资产风险权重的规定,资产的风险权重将经历逆周期波动。过高强调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性就会加强亲周期效应,放大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在经济萧条期与高涨期相比,商业银行将受到更加严格的资本约束；同时筹集新资本的成本在经济萧条期要比高涨期高。另一方面,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是逆经济周期的。中央银行采取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和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引导和稳定社会各经济主体的预期。在经济爬上峰顶和跌入低谷之前就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防止宏观经济起伏波动过大,着力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而由于市场约束、竞争加剧、监管要求等方面的影响,商业银行的实际经营行为与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常常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在我国这样的转轨经济国家存在,在一般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使得我们一方面需要关注对微观商业银行主体进行审慎性监管,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其宏观影响及其对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