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实质上是法律缺失背景下乡村组织相对落后的供给方式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农民急剧增长的公共品供给需求之间的冲突。并且受到乡村组织管理制度变迁、供给方式市场化改革等多种其他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采取的城乡“二元供给体制”,我国农村尤其是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历史性欠账比较多,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模式落后。为改变这一状况而采取的农业税费改革,由于没有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改革相配套,导致了其在一定程度上会恶化基层乡镇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且势必会进一步影响乡村组织供给结构、供给方式的优化以及供给能力的提升。此外,在中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中,还存在着政府项目制供给模式难以对接具体农户,“一事一议制度”议不下去,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买方市场难以建立以及相关供给主体之间配套衔接机制不通畅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然而,究其本质,上述供给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法律缺失的情况下,乡政府与村委会这两大中部欠发达农村地区的主要供给主体的供给方式难以对接现行的农村村民自治民主制度,导致乡村组织的决策与村民的需求之间出现了错位的困境,从而对供给效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由于分散的小农户之间的协商成本较高,难以形成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且协商结果缺少法律上的强制力无法有效避免个别农户搭便车的行为,因此单纯地依靠村民自治,完全实行自下而上式的反馈式供给模式同样不切实际。并且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大批农村有识之士进城务工,传统的乡贤阶层在农村逐渐式微,而“新乡贤”阶层尚未树立起来,传统的村庄舆论对于村民行为的制约性和对于整体利益诉求形成的促进力都大打折扣,所以也难以主要依靠德治的方式来规范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综上所述,在法治、自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农村治理大背景下,发挥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的作用,采取法治的方式来弥合村民自治制度与现行供给模式之间的张力,在法律规范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等配套体制的前提下推行村民自治在公共品供给中作用的发挥,实现自治与法治的有效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构建完备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法律制度,通过法治的方式回应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自治困境,弥合村民自治制度与主要供给模式之间的张力,为农村公共品有效、充分供给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从而为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