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活动是资本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是企业创造价值的主要源泉。投资活动是否有效直接关系着公司资本投资效率的高低,而投资效率的高低不仅关系到资源配置的优劣程度,还直接决定着公司自身的经营发展。在财务管理中,公司所进行的一系列经营决策的最初程序往往都是公司的投资活动决策,其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高管人员的影响。然而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互相分离的现代公司制企业中,在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下,高管人员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在选择和执行投资决策时可能会出现考虑自身利益多于公司利益的情况。由此便会造成企业各类投资低效率现象的发生,最终必然会影响微观企业的价值创造,甚至还会导致宏观经济产能过剩与结构失衡。高管任期作为高管人员的背景特征之一,体现了代理冲突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足够地重视。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关于高管任期和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且基本都停留在对高管既有任期的关注上,忽视了高管预期任期这一特征变量。高管预期任期代表着高管对自身未来任职时间的预测,而且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里就包括了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这一政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要努力争取完成“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方案的制定,于2017年推出,方案推出至少五年后,再渐进式实施。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这一政策势必将对高层管理者的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均产生影响,而不管是高管的既有任期还是预期任期都可能对公司资本的投资效率产生重大影响。再加之不同的高管激励方式会对高管人员的投资偏好、风险承受力、信心状态、行为选择、工作积极性等心理特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公司的所有者股东可以通过实施激励机制来引导和规范高管人员的行为。可见在讨论高管的既有任期与预期任期对公司资本投资效率的内在联系时不可忽视激励机制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高层阶梯理论、激励理论、锦标赛理论等为理论基础,选取我国2013—2017年沪深A股共146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筛选、整理、计算相关数据,再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研究了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机理,同时加入了高管激励这一调节变量,从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两个维度出发,分别探究在显性激励(股权激励)与隐性激励(晋升激励)的作用下,对既有任期和投资效率以及预期任期和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又存在着怎样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高管既有任期还是高管预期任期与企业的投资效率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随着高管的既有任期不断延长,越能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发生,公司投资效率越高;高管的预期任期越长,越能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冲动,提升公司投资效率。与此同时还发现,不同的高管激励方式其调节作用也不一致,股权激励正向调节高管既有任期对公司资本投资效率的影响,晋升激励负向调节高管预期任期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但是股权激励在高管预期任期和投资效率以及晋升激励在高管既有任期和投资效率之间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最后,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1)完善企业高管的选拔制度、适当延长高管任期;(2)改善投资决策机制并加强企业内部监督机制;(3)结合高管任期特征合理地、有针对性地安排内部激励机制。通过本文的研究以期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这一政策的实施、企业高管的任用聘用制度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等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与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