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仅“个性”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出现200多次，而“自由个性”一词也出现了至少6次，而且这六次的出处都是来自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由此确定了马克思的确存在一种“自由个性”思想。 依据马克思关于“自由个性”及其历史生成的“三个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自由个性”的论述，结合《共产党宣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和《资本论》关于共产主义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命题，可以认为：马克思对“自由个性”的理解是一种建立在对“个人的独立性”和对“人本身”确认基础之上的“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生存状态。这一状态同时也表明了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追求个性独立、自由和解放优先性、真正意义上社会平等和谐的统一的价值诉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自由个性”看作是马克思学说的价值目标。同时，“自由个性”还应当被看作与“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自由人”“全面发展的个人”等相关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一致的概念，即都是对未来某种存在状态的描述。因此，“自由个性”的生成过程正是个人个性解放和充分发展过程；正是“自由人”的生成过程，正是“全面发展的个人”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是从所有制角度上来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成过程。在明确了“自由个性”的内涵以后，下面转入对“自由个性”历史生成的全面思考和论证。 仍然是从“三个形态”的论述入手，推理出马克思“自由个性”是一种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过程，并由此得出马克思尤其关注“所有制”的结论。这是第一章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正式开始分析“所有制”与“自由个性”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章本文采用同第一章同样的方法，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一段关于“所有制”与“自由个性”关系的阐述入手展开层层推理。从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摘要入手，结合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历程做出追溯的过程中可以得出伴随着所有权的个人所有，个人逐渐从血缘共同体独立出来，而个性也在此基础上以对抗的形式发展起来的结论。在奴隶制度下，是奴隶主的个性和独立性，奴隶完全没有独立性；封建制度下，是封建领主的个性和独立性，农民或者农奴只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才有着有限的个性和独立性；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资产阶级的个性和独立性，工人阶级由于自由地一无所有，所以完全丧失了个性和独立性。也正因为如此，要达到我们所设想的“自由个性”即“每一个个人”的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生存状态，就必须要重新恢复“每一个个人的所有制”，只有这种“每一个个人的所有制”才能够保证每一个个人的“个人所有权”，从而保证每一个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而对于这种“每一个个人的所有制”，马克思给它取了一个确切的名字——“社会个人的所有制”。而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说：“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也必然表现为这种“社会个人”的历史生成，而为了保证这种“社会个人”的“自由个性”，就必须要建立起这种“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在这个过程中，出于必要还通过对马克思1857-1858年关于原始公社与个人关系的思考再次分析了“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下个人的生存状态，并得出“自由个性”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古代共同体的观点，它是要在占有现代世界创造的大量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着个人和社会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是否定的否定。另外，特别对“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是什么做了分析，指出“社会个人的所有”=“公有”=“社会所有”，而无论哪一种叫法，最后都必须要保证“个人的所有权”。 第三章既是对第二章关于“所有制”与“自由个性”关系的进一步探讨，同时也是对马克思“自由个性”概念及其历史生成的深化和展开，更是对“自由个性”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如何历史生成的分析。本章首先从对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的结论入手提出问题，在自问自答中依次分析了“自由个性”与自主活动、生产力、分工、个人、阶级、国家、世界历史等范畴的关系，并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分析了马克思“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在一种潜在的真正的“完美的人”的理想情结下，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的个人出发，在叙述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阐明人在其中所处的生存状态。起初，在自然界面前，人表现为一种无助，自然界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人尚且不能实现自己的生存，个性发展更无从谈起。因此，人们联合了起来，部落出现了，然而，个人在这里是从属于部落的；随着分工的出现，人们的社会联系增多，生产力也发展起来了，但是由于这是自发的分工，对于人们是一种强迫的分工，所以人们被局限到一个小小的范围内，于是分工表现为人们的异化；与此同时，由于分工，私有制度也发展了起来，于是产生了个人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冲突，这种共同利益表现为阶级的利益和它的虚幻的共同体——国家，它们在个人看来同样是自我的异化。不过，在大工业以前，由于生产者在自己的分工的范围内的局限的自主活动还能够感到一丝的满足感，所以他们还能够有自己的局限性的个性。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了起来，社会日益分裂为资本和劳动，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两个极端，私有制度获得了纯粹的形式，对于无产者而言，他们一无所有，甚至他们与生产力之间的唯一联系——劳动也转变成了雇佣劳动，而这正是对工人生命力的摧残，毫无个性可言。而资本家只是因为有资本的人格化，若资本家不占有资本了，就什么也不是，正因为如此，资本家不是作为有个性的个人存在。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是资本的个性和自由，人只是为资本而活，丧失了尊严和存在的意义。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自由个性”呢?那必然是“共产主义”的实现，“自主活动”的实现，“自由人”的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同时也是“完美的个人”、“真正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的实现。也正因为如此，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者通过真实的财产占有和高度而普遍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从而形成真实的集体，消除阶级、国家这种虚假的集体的假象；从而消除私有制，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的所有制”；从而消除强迫的自发的分工，建立起自觉地分工；从而消除劳动的雇佣性质，使物质生产劳动同自主活动相一致起来，使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从而消除了个人的地域性存在，成为“世界历史的个人”；只有到那时，才可以说真正实现了“自由个性”，也只有到那时，才可以实现了“每一个个人”的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只有到那时，人类社会才真正达到了古代社会的更高意义上的复归！ 对“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与“自由个性”的关系的分析，是在对比《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论述逻辑的基础上展开的，从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具体研究思路的转化过程，例如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总是时不时回过头来用“异化”来阐述货币发展的某个阶段或者职能时与人的关系，可是在他正式发表的作品《资本论》里面，马克思尽可能地掩盖（我没有用“消除”这个词）这种思路的影响，而只是保留下一条思路，采取了一种真实的事物之间关系的“从属”的概念。“异化”概念源于一种事先预定的“应然”，然后以这种“应然”为标准去衡量和评判与之相关的事物。而当“从属”的概念取代“异化”概念以后，这就表现为一种对事实的描述，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其中从人本身出发对事物做出的价值判断并不因此而减少。 对“货币”与“自由个性”关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首先，作者通过对货币作为媒介和社会权力的一般分析得出结论：其一，货币在对“自由个性”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双面作用，即一方面，货币的“社会权力”造成人的个性的消弭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异化；而另一方面，正因为造成其“社会权力”的“全面媒介”的功能，却也生产出个人与个人之间普遍的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而这些恰恰是“自由个性”的基础。其二，“自由个性”的实现意味着货币作为媒介和社会权力的消失，而要使这种消失成为可能，就需要两个条件：首先需要使“共同生产”成为前提，使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是社会的，这就要求个人们“联合”起来，形成对社会财富的“社会个人的所有”。二是需要“自由时间”，因为无论是单个人还是社会发展、社会享用、社会活动的全面性，归根结底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而要达到时间的节约就也需要两个条件才能成为可能——使生产力达到高度的发展和“共同生产”。其三，“自由个性”实现的条件不仅仅是从逻辑上做出的推理，而且在历史中正在生成并将继续生成。如分工产生出的密集、结合、协作、股份公司等等都是一种对立统一的产物，都是一种自我矛盾，这种自我矛盾必然要求突破自身。交换价值产生出了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而这些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却必然成为创造它的主人的掘墓人。其次，通过对货币职能的分析得出结论：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全面的媒介并具有了社会权力，是因为其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货币能够对人个性消弭产生影响则是因为货币的贮藏职能，而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则导致货币权力和对人的个性的消弭成为全球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