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提升国民的幸福。但是,在中国经济深刻转型和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似乎并没有同步提升,相反,还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这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物质福利成就形成鲜明对照。当一国的人均收入上升时,国民平均幸福感却并未同步提升,这一现象被称为"Easterlin悖论”。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 Easterlin悖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收入不平等是导致居民幸福感下降的重要原因。但从理论研究来看,收入不平等既可能通过“隧道效应”提升幸福感,也可能通过“相对剥夺效应”损害幸福感,同时,实证研究对于澄清上述问题的贡献也十分有限,收入不平等和居民幸福感可以呈正相关、负相关和不相关关系。本文认为,现有研究之所以得出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结论,是因为他们都从收入不平等这一“结果不平等”的角度展开研究,而相对忽视了“机会不平等”的重要性。本文致力于从机会不平等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Easterlin悖论”。第一,本文通过回顾幸福经济学等相关文献,致力于回答三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问题,即幸福感如何测量?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有哪些?幸福感指数能否作为公共政策的依据?第二,本文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探索了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总体趋势、群体差异和基本决定因素,本文发现：(1)从总体上看,中国居民的平均幸福感并不存在明显的持续上升或下降的趋势,而是在波动中演进；(2)较高的收入水平、女性、已婚状态、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居住农村以及党员身份都是提高幸福感的积极因素,同时,年龄和幸福感呈显著的U型关联,“幸福感谷底”大概出现在50岁左右；(3)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微观决定因素与其他国家基本一致,并没有特别之处；(4)经济增长并不能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对外开放和市场化进程则对居民幸福感存在微弱的正效应,而收入差距和官员腐败则是损害居民幸福感的显著因素。第三,本文分析了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发现中国居民间、城乡间和城乡内的基尼系数都呈持续扩大趋势。本文根据Ferreira和Gignoux (2011)提出的非参数方法,测算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发现：中国的机会不平等占总体收入不平等的18.7%左右。第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4个理论假说：(1)机会不平等是导致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下降的重要因素；(2)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也存在负面影响；(3)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4)机会不平等对社会弱势群体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这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第五,本文从居民“主观感知”的角度衡量了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并构造了“机会不平等感知指数”,致力于验证相关理论假说。本文发现：(1)机会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普遍的负面影响,且机会不平等对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损害更为严重。(2)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也存在负面影响。(3)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城乡分割与政治身份是影响居民对机会不均容忍程度的内在原因。第六,本文从“成功可控性”的角度构造了三个反映社会机会不平等程度的主观变量,致力于验证相关理论假说。并将潜在人格特征变量纳入模型,加强了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发现：(1)机会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2)人格特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外向性、勤勉正直性、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人格是影响幸福感的正面因素,而亲和性人格则是负面因素。第七,本文利用Ferreira和Gignoux (2011)的方法,将总体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两个部分,致力于验证相关理论假说。本文发现：(1)机会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2)“努力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3)总体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4)机会不平等对较低收入者、农村户口持有者、非中共党员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这些社会相对劣势群体幸福感的损害更为严重。第八,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城市倾向的经济制度和当前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导致中国社会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根源。最后,本文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从保障机会均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建立权力监督的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幸福导向的公共政策方案。总之,本文的研究对于更深入地理解收入不平等的福利性质,探索中国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及制度根源,揭示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变化规律,制定幸福导向的公共政策以最终跳出中国的‘’Easterlin悖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本文也为发展中国家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