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唐诗学是金代诗学宗唐的总结,在唐诗学的发展史上,遗山唐诗学文献在史料、诗学思想、理论批评、影响等诸多方面,都有相当的参考的意义及价值。元好问在诗学特别是唐诗学领域有着相当丰富的著述,为唐诗学史留下了多层面的理论文献。其中,《唐诗鼓吹》是金末元初著名的唐诗选本,它蕴含着当时对于唐人七律这一体裁的诸多审美评判;《杜诗学》是元好问在归隐期间所潜心创立的专学,虽然此前已有对杜诗的大量研究,但是真正有所界定和系统总结,还是始于元好问是书,尽管该书已亡佚,但是其开拓之功不可忽视;元好问个人的其它著述文献当中,也往往可见对于唐诗学的评论,它同金代诸多宗唐批评一道,共同构成了当时诗学界由宋而唐的整体风貌。此外,元好问本人作为金代著名的藏书家,以及史馆经历和之后的著史过程,都不同程度地使其在唐诗学的探讨过程中立足于文献,具有较强的文献意识和文献特性。元好问唐诗学的发展历经着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早在初期他所著的《诗文自警》当中,就曾涉及到宗唐实践的一些经验范畴;到了后来三乡时期的《论诗三十首》时,他更是联系诗学史对大量的唐代诗人进行了审慎地批评;而闲居嵩山所作的《杜诗学》一书,则更代表了遗山对唐诗学探索的一次集中和总结,是其唐诗学的核心,其书虽已亡佚,但是它的出现表明,遗山在诗学上的宗唐是自觉的,同时也是具有相当体系的;继《杜诗学》之后,元好问又编纂了《东坡诗雅》一书,作为对其唐诗学的参考和补正,表明了遗山对唐诗学认识的深入;丧乱之际,元好问开始编写的《中州集》诗人小传,又将当代诗学中诗人的宗唐实践纳入批评,并以文献为载体,以诗存史,为“诗史”说探索了一个新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探索的同时,遗山在诗学实践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就同普通的诗论家有所不同,他早期的五古之作,被当时诗坛的宗唐领袖赵秉文誉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到了中期的丧乱诗作,又被认为是能追继老杜“诗史”的典范,而晚期的七古则又继承其恩师赵秉文宗法李白的作风,在诗学实践当中有了新的发展。这样来看,遗山关于唐诗学的理论探讨及文献著述,就不是一时一地所完成,而是在他宗唐探索的过程当中伴随着阅历的丰富,思考的深入潜移默化形成的,是遗山毕生致力之所在。元好问的诗学尤其是唐诗学,以风雅为正统,以唐诗学为旨归,同时宗唐而不废宋,对于宋诗学之中的有益成分,也适当地加以吸收和学习。在创作论的出发点上,他认为诗是创作主体真实情感的表达,提倡以诚为本,表露心声,并在后期的《杨叔能小亨集引》的理论探讨中,将唐诗视为真诚之作的典范;在创作的方法论上,他以杜诗为例,进一步探讨了法至于无法的理想境界;在审美的取向方面,他秉承传统,以中和为美;而在诗学创作方面,他以杰出的“诗史”之作,继承了老杜的诗学传统,很好地实践着他的诗学理论与理想。可以说,他的唐诗学思想理论与批评实践,不但有着长期的积累过程,更有着相对庞大的体系,深入分析其宗唐观,对于理解与把握金元时期的唐诗学有着很大的助益。元好问唐诗学代表着辽金时期特别是金末唐诗学的最高成就,首先,其唐诗学是金代唐诗学最为系统的总结,辽金文化的发展一直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到了金代末期发展到了高峰,在唐诗学领域也迫切需要有人在当时进行总结和概括,元好问宗唐总结的出现,在辽金唐诗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为南方的诗学宗唐也提供很好的修正。其次,元好问唐诗学在诗学宗唐的发展史当中,首次提出了“杜诗学”等一系列概念,并以“杜诗学”或“唐诗学”作为其诗学专书的命名,从而很明显地在唐诗学史上成为了较早专门探讨唐诗学的专著,对唐诗学这一传统诗学下重要学科之确立,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最后,元好问的诗学宗唐在唐诗学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它最终推动和完成了北方诗学由宋而唐的反拨和折回,并比持同样观念的南方诗学界早了半个世纪左右;并在此后的唐诗学史当中,受到了相应的关注,继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其以诗存史、以宋补唐等诸多实践则为后人提供了有益之诗学参考。总之,元好问唐诗学文献包含了丰富而深邃的诗学内涵,其作为唐诗学史上承前启后的诗学文献,在诗学史特别是宗唐的发展历程当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