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以后的印华文学作品中，“故乡”的含义发生了转变。它超越了实体性故乡的层面，具有了精神文化归依的含义。印尼华人已经走出了祖辈们对中国原乡神话的迷恋，更加关注他们在印尼当下的、实际的人生。 观念的变化也带来了华人创作基点、创作内容的转变。在文本中，华人的实体性故乡由早期华侨文学中的中国故乡，转向赋予他们鲜活生活记忆的现实家园——印尼，展现印尼本土生活经验是1965年后的印华文学作品共同呈现的特色。在文化上，印尼政府推行的强制同化政策使中华传统文化渐渐退出华人生活，广大华人承受着文化失忆的危机。由此，“故乡”衍生了第二个含义：华人的文化家园，它表达了华人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保留族群文化特质的愿望。 在印华作家对“故乡”的写作中，时时纠缠着孤独、无奈、漂泊的意味。漂泊，仍是华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故乡”的上述写作特点，与当时的社会语境具有密切关系。“故乡”，是印华作家从源头对族群身份的梳理，它在历史之维度维护自始源而来的文化情感，在现实之维度承认属性受现实经济、文化情景的制约。 在具体的表达方式上，由于对获得归属感的强烈渴望和印尼现实语境的制约，印华作家塑造了与现实相对的、乌托邦化的“故乡”。通过这种写作方式，华人纾解了种种禁忌给内心带来的过度负荷，同时亦期待未来命运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