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厘清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含义的衍变。自特拉西创立“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并用来指称关于观念的科学后,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否定和贬义的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指剥削阶级的统治意识,代表着剥削阶级的利益、愿望和情感。列宁提出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所以,无产阶级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展开与剥削阶级的斗争,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卢奇卡、葛兰西和柯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都在此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曼海姆试图把意识形态作为总体性范畴,他对意识形态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他试图用非意识形态化的纯科学性理论来消融马克思科学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在否定和贬义的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他们都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意识形态否定意义上的用法,他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的含义理解为虚假意识、颠倒性反映。阿多诺说:“意识形态就是不真实——虚假意识,谎言。”①　　第二,厘清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衍生和变化过程。首先,厘清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学科演变,从特拉西对观念的科学(认识论)研究开始,途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宗教、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研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最后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其次,对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的衍变进行了简要的概述,它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于30-40年代,兴盛于50-60年代,70年代开始衰落解体。再次,从方法论上,厘清辩证法与法兰克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关系,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在工具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领域的运用,使人们误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和大众文化持根本否定的态度。　　第三,从工具理性、大众文化两个角度具体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根源、内容、特征、积极意义及其局限性。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工具理性产生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的扩展催生了大众文化。工具理性和大众文化都是资产阶级实现其阶级统治的工具。理性本来是文艺复兴时代和启蒙时代为人的解放服务的,是反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理性沦为压制人的工具,重新变为神话。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文化娱乐工业体系的产物,它具有商品化、齐一化、规模化、强迫性、欺骗性等特征。工具理性压抑和大众文化消费的无处不在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表现。如何消解这种全面异化的趋势从而达到拯救人的命运的目的呢?法兰克福学派诉诸于美学救赎。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和美学的界定,继承了席勒和鲍姆加登等人的西方传统美学思想:美属于感觉方面,关于美和艺术理论的美学属于感性科学,旨在确立与工具理性秩序相反的感性秩序。同时,他们又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思想,探究艺术的爱欲根源,认为美属于性爱领域,是爱欲的满足,体现了“快乐原则”,人们通过艺术审美过程,享受美的快感。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把启蒙看作是人类自我毁灭的过程,看作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异化过程。这种异化和自我毁灭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根深蒂固的自我保存本能,而服务于自我保存本能只能是工具理性,而拯救人类只能靠艺术,因为艺术不同于科学,它不把形象消解到概念中。在艺术的统一体中,主体和客体、一般和个别、感性和理性达到了真正的和解,这实际上与康德的美学思想极为相似,即“无目的性而合目的性”,“无规律性而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和谐统一,这是一种乌托邦之梦。　　第四,把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分析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异化现象——负面效应——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必须面对和不可避免的,我们应使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催生工具理性和大众文化,我们应使工具理性和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