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身处人,兽,妖,仙之间,是体现中国士人世界观的存在。狐的复杂性在《聊斋志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蒲松龄在这本怪谈集中用幽默的方式抒发了自己对于封建社会以及人性的态度。《聊斋志异》出版后陆续有多位翻译家将这些动人且发人深省的故事译介为各种语言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同时,对于这一古典作品的翻译研究也愈发热烈,实乃幸事一桩。本文基于语境理论对翟里斯,邝如丝以及闵福德的三个译本中的狐形象塑造进行研究。《聊斋志异》包含很多含蓄信息,用语境理论研究这本中国古典文学是有必要的,一方面,它可以启发译者和学者构建有效的跨文化交流,尤其是在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中的交流。另一方面,它有助于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古代士人的认知,这对于中国古籍的对外传播也意义重大。语境理论由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在其《超越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霍尔致力于观察不同文化中人类交流与反应的区别并进行系统区分。他将事件分为五类,分别是主题或活动,情境,人的地位,过去经验以及文化。人对于世界的观察理解由这五个维度影响。另外两个最为著名的概念是高语境文化以及低语境文化。霍尔的理论随后经一位英语语言及翻译学教授大卫·卡坦得到发展。这位教授将这一理论应用到翻译学研究,并提出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认知语境都应该纳入到研究过程中,除此之外,他还对交流进行了分类,分别为正式性/非正式性交流,诉情性/工具性交流,以及掩饰/夸张。本文通过观察法,归纳法以及对比研究发现,三位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体现了不同的交流模式且三个译本中的狐形象相差甚远。闵福德采用夸张进行源文与译文的双向构建,并采用了异化翻译与解释性翻译,邝如丝采用了诉情性交流,利用表现手法,着重于语义翻译并对句式加以调整;翟里斯选用了非正式性交流,采取异化翻译,并对原文进行改写与省略。闵福德译本中的狐是欲望与性的具象体现,邝如丝译本中的狐是女性气质与母性的象征,而翟里斯译本中的狐则是纯洁与无私的化身。尽管三人在译本中呈现出狐形象有所差别,他们仍然保有共同之处。三位译者都曾受到英国文化的熏陶,并且尊重源语文本的文化语境。他们的译本都受到各自过去经验以及自我身份的影响。翟里斯,邝如丝,以及闵福德都利用了副文本来指引读者的认知语境并更好地理解文本塑造的情景语境,他们的一切翻译决定都是为各自想要突出的主题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