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人与和扶养人之间对生养死葬与遗赠等事项自愿签订的协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家庭模式的变化,遗赠扶养协议制度在社会养老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凸显。1985年制定的《继承法》在“五保户”制度的基础上确立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满足了许多孤寡、留守、失独、不婚等无人赡养的老年人养老的需求,彰显了尊老爱幼的传统民族文化,减轻了国家与社会的养老负担。2020年《民法典》继承和发扬《继承法》的基本精神,继续保留遗赠扶养协议相关内容。另外,通过《司法解释一》进一步明确了遗赠扶养协议的优先效力。遗赠扶养协议制度的完善是《民法典》的巨大进步,但是,在适用过程中依然存在原则性强,缺乏法律依据等不完善的地方。遗赠扶养协议的立法宗旨与作用更多体现了社会责任。因此,对其研究具有较好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除了绪论与结论之外,按照基本理论的阐述、立法与司法现状分析、外国立法的考察、遗赠扶养协议制度的展望等思路进行研究。虽然遗赠扶养协议制度和继承契约制度在立法传统与形式有所区别,但是研究继承契约制度对完善我国遗赠扶养协议制度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一》规定与“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2010年至2021年遗赠扶养协议纠纷案件的分析发现,我国现行遗赠扶养协议制度在适用中存在如下问题:被继承人还有其他债务关系时,扶养人不能按照协议约定继受遗赠财产;协议双方当事人之间丧失信任基础时,无法适用《民法典》合同编时,扶养人和遗赠人只能强制履行协议,无法行使解除权;在遗赠人生前,扶养人的利益具有不确定的风险;遗赠扶养协议的履行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建议是:遗赠扶养协议之债在遗产债务的清偿顺序中应该优先于其他普通债务,保障扶养人尽扶养义务的同时享有受遗赠权;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基于信任关系而签订的协议,一旦失去信任,就不适合履行,双方当事人应该享有任意解除权;通过对遗赠财产的登记、限制遗赠人生前处分协议中相关财产、给予扶养人对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等措施,保障协议顺利履行;通过形成遗赠扶养协议监督机制,促使公力监督和私力监督协助协议的履行,保障各方当事人的权益,打造美好氛围,构建和谐安定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