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盖斯凯尔（1810-1865）的创作正值英国社会变革与危机共存之时。她的作品涉及的题材广泛,既包括女性作家普遍关注的家庭日常,也包含鲜有作家敢正面交锋的“堕落女子”话题和公认为棘手难办的工业化问题,反映出她对19世纪英国社会状况的深切关怀和积极回应,展现出强烈的“共同体冲动”。学界对同时代其他作家如狄更斯和艾略特作品中的共同体已有关注,但仅有少量的章节提及盖斯凯尔作品中的共同体表征,因此,有必要以共同体为出发点,对其作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本论文聚焦盖斯凯尔对维多利亚时期共同体中不和谐现象及社会问题的书写,以作家的三部小说,即《露丝》（1853）、《克兰福德》（1851）和《北方与南方》（1854）为蓝本,依据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雷蒙德·威廉斯（1921-1988）、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2015）和安东尼·科恩（1945-）的共同体理论,以身份危机、性别问题和阶级冲突为切入点,深入探析“伦理共同体”、“女性共同体”和“工业共同体”面临的困境和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以及作家提出的解决方案和由此引发的共同体流变。论文主体由三部分构成。第一章“伦理共同体中的身份危机”以十九世纪中期“堕落女子”被视为社会毒瘤引发的全民声讨为背景,借鉴社群主义者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阐释和关怀伦理的基本观点,阐述共同体如何对作为伦理他者的“堕落女子”之身份建构施以影响,以及个体在共同体的演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一方面,埃克莱斯顿对道德准则的同质化要求和公正视角剥夺了“堕落女子”的共同体成员资格,进而导致女主人公的身份危机;另一方面,以关怀视角待人的关怀共同体帮助女主人公重塑伦理身份。同时,个体也影响着共同体及其流变。个体就公共价值产生的伦理分歧造成共同体的不和谐,也可通过沟通更新陈旧的伦理原则促进共同体的发展。简言之,个体身份的建构无法脱离共同体而完成,而共同体对个体身份有建构与解构的双重作用;同时个体的进步是共同体的发展动力。第二章“女性共同体中的性别问题”以1851年英国人口普查引发的对大龄单身女性“冗余”问题的讨论为语境。本章首先借用科恩看待共同体的文化视角和福柯的异托邦思想,指出小说中女性群体对共同体的象征性形塑。在此基础上,运用露丝·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体性理论,分析共同体内女性之间的关系和共同体外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如何影响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和女性共同体的状态。克兰福德的想象性和实体性使之成为一群大龄单身女性的的异托邦。然而对父权社会“同一性”逻辑的遵循一方面使女性主体处于他治之下,女性关系只能按照男性模式再现;另一方面迫使女性压抑欲望,将男性神/魔化,引发主体的分裂,导致两性关系的病态化;两者同时从内外造成共同体的不和谐。而实现女性自治、自由表达欲望才能帮助女性恢复主体地位,改善性别关系,推动共同体的进步。第三章“工业共同体内的阶级矛盾”以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国社会状况”辩论,尤其是对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讨论为背景,借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以及十九世纪盛行英国的政治经济思想,着重探析阶级冲突下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角力、阶级关系缓和途径及其带来的共同体建构契机和政治意义。阶级关系的剥削本质使得工人和厂主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并将双方异化;维多利亚时期对“放任自由”经济和政治政策的推崇让阶级矛盾愈加激烈,工业世界四分五裂。家长主义制度则帮助桑顿平衡作为自由主义者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追求与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劳资双方得以相互了解、真诚沟通,最终以人的共性为基础,以共同利益为导向,建构起工业共同体的雏形,影射英国的工商业帝国图景。本文在结论中指出共同体是盖斯凯尔小说中的重要命题,其创作价值和社会意义不容否定。盖斯凯尔表征的共同体聚焦边缘群体,审视十九世纪英国面临的种种危机。她笔下的共同体既是伦理、性别、阶级等意识形态冲突、融合、发展的场域,也是解决社会问题、弥合社会裂缝的潜在方式;是实体和理念的结合,兼具稳定性和流变性,充满着张力,其进步性不言自明。在逆全球化现象逐渐抬头的当今世界,这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然而,盖斯凯尔构想的共同体意在改良社会、调和矛盾,往往触及问题本质后又绕之避之,呈现妥协性,表明她创作的保守姿态和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