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持续维持在20%以上，伴随着高投资率的是大量的非效率过度投资行为。诸多学者分别从单一的宏观政府干预以及微观治理结构的角度研究了我国企业过度投资的问题，而实际上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关乎着内部治理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研究内部治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必须充分考虑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因此，在我国转型经济这一特殊制度背景下，同时引入政府干预、治理结构来研究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研究政府干预、治理结构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以沪深两市2009至2011年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越严重。（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呈U型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过度投资呈负相关关系；经理层薪酬与过度投资呈负相关关系。（3）按政府干预程度高低分成两组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强化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政府干预会削弱独立董事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经理层薪酬只有在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才能发挥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