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的赫伯特·马尔库塞,面对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出现的危机提出,如果马克思主义仍要坚守它对人类解放承诺的话,就必须发展为与20世纪社会历史状况相适应的“新马克思主义”。以此,他主张应打破一切反对乌托邦思维的禁忌,重新将乌托邦范畴引人到人类解放事业之中。此种立场鲜明地表现在他所发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现代“宣言”中：“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是从科学发展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发展到科学”。于此,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他在廓清乌托邦范畴内涵、为乌托邦“正名”的基础上,突出其解放意义,极力弥合因马、恩批判所造成的社会主义与乌托邦主义间的裂隙。追溯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的源头,离不开其早期思想经历的孕育。通过考察其乌托邦思想准备时期的著作,我们发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解读、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面向未来的理论定位、对黑格尔否定性思想的发掘,都为其接纳、发展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铺平了道路。马尔库塞对未来乌托邦社会主义道路的想象,开始于他对现代文明社会现实的不满。他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分析考察过后,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文明不是他主张的实现了人的本质的自由社会,而这直接促成了他乌托邦思想的全面发动。首先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尔库塞在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后,对一种“爱欲的乌托邦”或一种“非压抑性文明”展开了想象：非异化劳动充足的闲暇,被满足的爱欲以及能够促进自由与幸福的社会生产。而就其“爱欲乌托邦”的本质来看,它是一种有别于传统乌托邦的“心理学乌托邦主义”。到了60年代,随着世界各国社会激进变革浪潮的到来,马尔库塞对革命与解放的关系进行了再反思。虽然他并不否认渐进式社会改革的益处,但他认为现在社会的问题不是靠零敲细碎的改革就能解决的。相反,要走向非压抑性文明,不彻底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他的乌托邦政治理论变得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具有“革命性”。他通过诘难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提出适应时代变化了的“现代乌托邦革命”论。而在“五月风暴”的实践证明其理论破产后,他最终从一个激进的批判者退回到了一个温和的浪漫主义者的立场：用新感性代替了本能用审美革命取代了本能革命——他认为资产阶级的“高等文化”,特别是艺术包含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和对一个获得解放的更美好社会的愿望。因此,他努力捍卫象征着解放理想的伟大艺术的重要性,并声称文化革命是社会政治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贯其一生,马尔库塞一直试图把乌托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以期发展出一种既适合时代需要,又具有批判的、人本主义的和辩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以作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武器。尽管这种批判明显地是以一种“罗曼蒂克式的”方式,但仍不失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