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举牌”现象频发。为防范敌意收购,完善大额持股违法变动行为的法律规制路径,学界针对大额持股变动披露规则的制度设计以及其法律适用进行了激烈探讨。与此同时,2020年3月1日实施的新《证券法》对于大额持股变动披露规则及惩罚机制进行了修订,因回应了学者长期对大额持股违法变动法律规制的建议而备受好评。但立法的突破,不等于对违法行为的有效规制。本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证监会对大额持股违法变动的责任追究上存在严重的“类案不同罚”问题,对相似案例的处理标准并不统一。具体方法上,本文通过定量分析方法,对证监会处理的大额持股变动违法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归纳案件中投资人行为特性与案件处理规律,发现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类案不同罚”的问题,违反行政处罚“过罚相当”、“标准统一”、“客观公正”等原则。接着,本文对实证结果再反思,对其成因及本质进行分析,发现解决大额持股变动违法及“类案不同罚”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投资者存在逐利的盲目性,具有逃避处罚侥幸心理,加之对法律法规的认识淡薄,促使违法行为的发生;第二,大额持股变动制度立法与监管层面仍存在冲突,主要是由于存在法律概念尚不明确、法律责任设置不当等问题,导致缺乏了明确的执法标准,这影响了监管部门对违法行为定性及法律适用;第三,在监管层面,缺乏对监管部门行使权力的监督,缺乏提高执法水平、执法效率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为更好地规制大额持股违法变动行为,本文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法律语境,回顾了规制大额持股违法变动的理论基础,审视大额持股变动披露制度的价值追求,得出在大额持股变动制度应当回归中立的结论。在具体的规则设置上,不得为了防范敌意收购而矫枉过正,忽视了积极股东对改善公司治理的作用,并通过比较域外的监管实践,优化中国大额持股变动披露规则。最后,针对大额持股违法变动“类案不同罚”的问题本质,本文从内部制度补救与行政监管的外部视角提出法律规制建议,力求立法与执法的有效衔接,从而更好地发挥大额持股变动制度的功能。而目前的大额持股变动制度完善的研究缺乏对实践层面“类案不同罚”问题的探讨,因此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研究空白,对大额持股违法变动“类案不同罚”的法律规制做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