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士诗人狄兰·托马斯被视为英国继奥登之后又一位重要的诗人，其诗歌更以多义性著称，这点也一直为研究者所争论，关于狄兰·托马斯诗歌多义性的根源则更是众说纷纭，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也很常见。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认为狄兰·托马斯的诗歌文本存在一个特殊的多义性生产机制，这种生产机制的核心就是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中所谓的“延异”。
　　由于“延异”这一概念是德里达通过对索绪尔语言学的“差异”这一概念的批判发展而来，因而本文第一章对狄兰诗歌文本中的二元对立(也就是“差异”的典型)主题进行了一定梳理，并归纳出三类最主要的二元对立主题群:生/死主题群、父辈/子辈主题群以及梦/现实主题群。生/死主题群由三组二元对立主题构成，包括生/死、自然/工业和灵/肉，这三组二元对立主题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父辈/子辈主题群则由三组声音构成:父辈、子辈以及诗人去人性化的声音;梦/现实主题群则由两组相关的二元对立主题构成:梦/现实以及电影/现实。二元对立主题群构成了狄兰诗歌多义性生产机制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同样也是诗歌文本趋于分裂的原因。
　　既然二元对立主题群为狄兰的诗歌文本带来了分裂和冲突，那么在狄兰的诗歌文本中就必然需要能够弥合分裂的要素。因此，本文第二章便提出是“延异”的写作策略弥合了分裂的文本。在狄兰诗歌文本内部，“延异”表现为“莫比乌斯环化”，包括在所指层中出现的“所指能指化”和能指层中出现的“能指所指化”。前者有两种呈现形式:第一，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使用的“形式显示”方法类似，“时间、语言、杠杆”三种特殊主题成为某种形式化的外壳，具有解决二元对立主题之间冲突的作用;第二，多重主题压缩，这在狄兰的诗歌中具有联结多重二元对立主题的作用。后者则体现在文字游戏、韵脚技巧乃至传统韵诗体的使用上。在解决二元对立冲突的过程中，“莫比乌斯环化”这一文本内部的“延异”策略便构成了诗歌文本内部的多义性生产机制。
　　多义性并不仅仅是由诗歌文本内部决定的，在诗歌文本外部，也存在多义性的生产机制，这一机制同样也是“延异”，只不过具体表现与文本内部的“延异"策略不同。本文第三章认为，在诗歌文本外部，“延异”的运作进入到了作者、世界以及浪漫派和现代派诗歌两种对立的诗歌写作传统中。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普遍存在的信仰崩塌和精神迷茫气氛，对狄兰·托马斯诗歌写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并成为世界层面上“延异”运作的体现;狄兰作为一个说英语的威尔士人，其对诗歌写作使用语言的矛盾态度则成为“延异”在作者层面上运作的表现。在面对两种对立的诗歌写作传统时，“延异”的运作体现为浪漫派和现代派诗歌两种写作方式的相互偏离。“延异”在狄兰诗歌文本内外的运作也暗示了文本、世界、作者、读者这四个现代诗歌阐释过程中所涉及要素之间的边界消弭。
　　这种情况也预示着现代诗歌阐释基本状况的改变，因此，本文第四章便提出:现代抒情诗的阐释过程呈现为一种囊括了四要素的“向……敞开……”结构。所谓“敞开”也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阻止“沉沦”发生的过程，也就是由“遮蔽”到“解蔽”的过程。作者通过写作获得“敞开"的体验。作为一种罗兰·巴特所谓的含蓄意指，诗歌文本成为了将“敞开”操作固定下来的结构，并经由读者阅读，“敞开”的体验可以在阅读中重复发生。在这样一个“向……敞开……”结构中，文本、世界、作者和读者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可能成为文本某一确定意义的绝对标准，诗歌的阐释便转换为对文本肉身性的持续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