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帜。宣传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是当时的一股重要社会思潮。该思潮对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科技事业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西方哲学输入中国也呈现初步繁荣的景象。生命哲学、实证主义、实用主义、马赫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这些哲学流派在中国产生了各自的拥护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成为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的骨干力量。其中，“科学派”既包含一部分人文科学家，又包含一部分自然科学家，可以说是五四时期宣传科学的两股力量的汇合。五四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五四科学思潮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对“科学派”这一宣传科学的重要力量的研究却相对匮乏，部分学者仅是针对“科学派”中的某个人物的科学观或者是针对科玄论战这一主题，将“科学派”作为一整体并以其科学方法思想为研究对象目前在学界仍是空白。 本文分析了五四时期出现科学方法思潮高涨的原因。本文认为，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哲学的东渐，使中国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些先进的学者特别是后来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将实用主义、马赫主义等流派中提出的一些科学方法论思想广泛地吸取和应用于学术和科学研究，从而开创了中国学术研究和科学发展的新局面。梳理了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在五四时期的科学方法思想，并且将“科学派”成员分为人文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两大类，以其科学方法思想的理论来源进一步细分，从中总结出“科学派”科学方法思想的共同点，即“科学派”与早期知识分子相比，看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统一关系，但对演绎法仍缺乏认识；另外，他们通过对科学方法的宣传，弘扬了实证精神，并且继承了西方实证主义者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人文科学家相对来说更侧重于对思想方法的宣传，自然科学家则偏重于对具体科学方法的宣传。“科学派”的科学方法思想在知识学术领域、人生观领域、社会历史领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微观考证、辨伪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忽视了自然、人文社会事实之间的区别，使科学方法泛化。对“科学派”的科学方法思潮作客观的评价。并指出由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迫切需要科学，使科学主义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时代的需要。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正是由于科学方法泛化的主张，使得他们在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问题时，夸大了文化的时代性，从而导致了全盘西化的立场。因此，本文认为，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的审美文化与道德文化的特点和优点，又要把西方的科学、“主——客”思维方式和“主体性”精神纳入中华文化，使二者融合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