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婚是衡量两个群体社会融合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国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的通婚状况作为衡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户籍限制放开背景下促进农民工中小城市社会融合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研究”课题组收集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业转移人口外出务工行为对其通婚圈的影响。借鉴以往研究,通婚圈主要从“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两个维度进行操作化,依据“社会距离”来测量的通婚圈叫做等级通婚圈,依据“地理距离”来测量的通婚圈叫做地理通婚圈。根据等级通婚圈,笔者将调查对象的通婚对象划分为:“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三个类别;依据地理通婚圈,笔者将调查对象的通婚对象划分为:“同县老家”、“同县非老家”、“同市”、“同省”和“省外”五个类别。从总体趋势上看,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的通婚率会随着代际更替不断的增长,农业转移人口跨地域通婚比率会也随着代际更替在不断的增长,这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通婚圈会随着代际更替在不断的扩大。外出务工行为对农业转移人口通婚圈影响的研究发现:第一,“婚前外出务工”行为对农业流动人口的通婚圈呈负向影响,即选择外出务工的农业流动人口通婚圈会内卷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婚恋市场不具有优势,仍然存在婚姻挤压现象;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的农业流动人口获得了更多的资本,他们在家乡的婚恋市场上更加具有优势。除此之外,也表明了农业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市民化程度较低,无法在当地进行婚姻同化。第二,“外出务工时长”对通婚圈并没有显著性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并不会因为婚前外出务工的时间越长越可能与城市居民通婚;第三,“婚前外出务工行为”与代际的交互项表明,婚前外出务工经历与代际存在交互效应,在同样有婚前外出务工经历的农业转移人口中,出生世代越晚的人越可能与城市居民通婚,越可能实现跨地域通婚。即不同代际出生的农业流动人口务工行为对其通婚圈的影响作用程度是不一样的,出生年代越晚的农业流动人口外出务工后通婚圈内卷的程度越小。第四,外出务工通婚圈内卷并不受性别的调节,即外出务工的农业流动人口中男性和女性通婚圈内卷的程度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些结果意味着,随着国家集合各方力量推动农业流动人口市民化,城市对外来务工人员包容性的增加,农业转移人口会在外出务工过程中增进与城市居民的婚姻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