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是人类文学的两大主题。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反对“山林文学”、提倡“人的文学”成为时代“显学”,从而使中国文学中的天人观在启蒙话语的冲击下,由显层转为潜流。但郭沫若的《女神》却仍以它独特的自然意象立于时代的前沿,获得大量的读者。这不仅因为自然负载了时代精神并张扬了自我,更因为它暗合了千年来延续的“天人合一”观在受众接受心理中的积淀与渴求。 本文试图从此出发,通过对白话诗奠基作《女神》中的自然与自我的解读分析,展示诗中自具威严气势、柔美宁和的自然本真,以及自然与人的和谐交融。在“自然与人生的婚礼”中,郭沫若拓展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从而在一定意义上,重接了新文化时期传统与现代的割裂。论文分为四个部分: 一、以自然为媒。论文首先回顾了近年来《女神》的研究现状。以往研究大多从郭沫若的时代精神及时代思想的含蕴入手,分析其诗歌中自然的陪衬意义。随着对诗歌本体的回归,重新理解其中的自然与自我,成为迫切之需,也因此成为本文的切入点。 二、“雄”且“丽”的自然。相比较“自然化人格”类与“人格化自然”类诗人,郭沫若以“无我的自然人格”和丰富的自然现象,使《女神》充溢着“雄”且“丽”的自然、新生的自然,从而展示了自然界生命的力量,在现代文学中体现了其独特的自然魅力。 三、“韦芽的萌生”。郭沫若早期诗歌的雄奇与壮丽、人与自然的和谐,深受地域文化、个性气质和哲学体认等方面的影响。通过诗人的主观感受和客观认知,“天人合一”与“泛神论”得到了动的融合,在《女神》中“生机勃勃”。 四、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女神》以其独特的自然意象,改写和丰富了中国文学传统;藉其动的天人合一,化解了新文学从一开始就产生的与自然的“交恶”危机。最终,借助自然与自我的融合,郭沫若成功的续接传统,并使其在时代的浪潮中焕发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