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犯现象,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世界各国立法及司法机关的难题,亦时常成为舆论热点及学界热门话题。我国理论界不乏对于再犯及累犯制度所存问题之研究,但由于权威数据及实证调研匮乏,此类研究普遍存在缺乏数据支撑、论述苍白空洞的硬伤。笔者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研究生工作站工作期间,翻阅了该庭近十年所有一审判决书,以统计南京之累犯情况。南京为东部经济重镇,研究该地区累犯状况,对于我国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具有典型参考意义。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累犯主要存在前科者再犯率高、严重及暴力犯罪占比大、多次再犯罪现象猖獗、毒品再犯率居高不下等问题。在美国,最为出名的累犯罚则为三振出局法案。三振出局法案曾经为美国社会稳定、犯罪率降低做出过重要贡献,完全可以给我国累犯制度提供参考。三振出局制度核心在于对不同犯罪前科次数累惯犯的区别对待,我国累犯制度尚未具备此特性。凡有多次前科仍犯案者,多为具备犯罪危险性人格、犯罪倾向较强的真正犯罪人,宽缓手段对其难见成效,加大打击力度以增强刑法威慑作用是睿智之举。当前我国特别累犯制度打击范围有限,其中恐怖主义犯罪所构成之累犯甚至有沦为象征性立法之虞。在改善累犯制度时,可视情况增大特别累犯制度的打击范围,如将部分严重暴力犯罪和已经在司法实践中陷入混乱的毒品再犯制度纳入其中。此外,累犯制度之主体也可适当扩展,未成年人不应当被完全排斥于累犯罚则之外。我国当前过失犯罪状况亦不容乐观,危险驾驶罪已然超越盗窃罪成司法实践中审结数量之最。对于有前科之过失犯罪者,当依据其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进行具体考量,以认定其是否可成立累犯。当然,我国累犯制度在移植三振出局法案精神时,也要辩证看待其内容。三振出局制度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其很可能突破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底线。我们要时刻警惕其糟粕之所在,及时将其剔除,不让其威胁到我国刑法之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