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网格化管理模式应用于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领域,后在北京朝阳区、西城区、上海长宁区、湖北宜昌市、浙江宁波市等地区迅速推广应用,在横向拓宽的同时也不断从城市管理领域向社会服务管理等其他领域纵向延伸。2013年,网格化管理第一次出现在党中央最高决策的中央文件中。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要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意味着网格化管理逐渐成为一种方向性的、能够解决基层治理问题的治理策略。创新实践的多样性和中央层面的认可,为我们观察地方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视角,对其研究不仅能紧随各地政治实践,对未来基层社会治理趋势和方向的判断提供了一种可能,而且为我们深入研究地方基层治理创新、探讨其内在的政治逻辑提供了可靠范本。本文在行文逻辑上主要从实证和理论两个层面分析网格化管理模式:实证层面首先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重在分析其生成机制、制度内涵,在此基础上探索技术创新诱致制度生成和变迁的机制。即技术创新如何通过部门利益偏好的重塑、权力格局的重新配置和效果评估的理性化,诱致网格化管理体制机制的变迁。从东城区实践来看,网格化管理模式起初主要是在市政城市管理领域中的应用。在具体的运作机制层面我们发现信息技术本身并不会引发变化,而是通过新技术的引入改变了关键行动者的机会、资源和权力配置关系,进而促进组织结构和组织机制的变革。伴随这一模式拓宽到上海、宜昌等其他城市,我们发现其在实践中的拓展不仅是横向上的,而且在纵向上从城市管理领域向社会服务管理领域拓展延伸。所以在对东城模式进行实证分析之后,我们仍然以东城为例,对其纵向拓展的实践逻辑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再从横向上对北京市朝阳区、上海长宁区、湖北宜昌等地的实践模式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从重构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下沉党政资源、激活社会市场资源,构建目标责任体系、实施考核评价和动员式的权威统合以及实现基层社会秩序的治理目标四个层面试图挖掘这一模式的制度内涵。我们发现,在横向和纵向拓展过程中,网格化管理的内在治理逻辑和运行机理也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界限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增多;对象从静态的物向动态的人,如其信息和行为方向发展,导向从技术理性至上向维稳导向的管控向服务和参与方向转变,手段从推动部门联动向资源下沉转变。最终,技术化、工具导向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内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内在结构。对于如何解释这一治理逻辑的变化,从技术理性主导的治理技术转变为一种资源整合、权威统合的治理策略,或说这一模式内在逻辑变迁的动力机制,我们从政府致力于权威统合、资源整合的视角分析:网格化管理模式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在压力型体制下面对碎片化的社会和政府管理资源,在不突破现行体制红线的前提下,采取管理主义取向的技术治理手段,综合多因素综合考量而选择的一种行动机制。这一模式实现了基层治理的体制性能力与治理环境大致匹配。同时我们还可以将这一模式置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野:从国家政权建设、基层治理方式的变迁的视角来探讨。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方式受到国家能力、治理资源、社会权力结构等多重条件的约束:在传统国家中囿于国家能力的不足和资源的匮乏,国家权力无法直接渗透到基层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能依赖中间人治理,以士绅精英、宗族网络以及各类非正式官僚为基础的治理网络,成为基层社会秩序的保证;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国家能力日益强大,治理资源更为充足,国家通过对权力和资源的支配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无论通过道德激励和意识形态实现的群众动员,还是政府主导下建立的各种社会组织,都是国家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行政机构和制度网络。这一时期的治理方式都强烈的体现出一种国家意志。但是伴随全能型国家权力结构的瓦解,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事务和日益专业化、多元化、差异化的社会问题,以及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态势,基层治理方式开始呈现新的趋势。网格化管理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然而生。最后有必要对网格化管理模式的价值、限度和变革方向进行审慎的反思,分析其对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和秩序转型的深刻影响。同时反思其工具技术理性能力的匮乏、技术化治理的悖论及其行政化属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未来可能的变革方向:认识层面要深化对网格的认知,要将其与现代信息化建设结合起来、与现代社会组织方式治理方式结合起来、与公民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在实践层面站在政府—市场—社会的视野下重新梳理和建构起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相互制衡、彼此增能的制度性权力关系,投入各种市场、社会资源培育社会组织以及引导市场组织参与到基层社会的服务和管理中,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真正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