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初，耶稣会传教士对日语、汉语之研习，以及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等西士对朝鲜语的研究活动，使日本、中国以及朝鲜的语言相继与欧洲语言发生了最初的接触。以罗马字为书写符号、拉丁文为通用语文、基督文化为共同文化背景的欧洲语言与以汉字为书写符号、汉文为通用语文、儒释文化为共同文化背景的东亚三国语言的最初碰撞与交融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语言接触。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通过研究和探讨这种典型的语言接触案例，我们兴许能从中找到“语言巴比塔重建是否可能?”“文化多样性是否会消失?”等当前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所产生的一些热门问题的答案。 其实，在欧洲传教士认知日中朝三国语言特别是当时三国的共同语文——汉文之前，汉语已经与另一种西来的以拼音文字为记录符号的语言——梵语发生了语言接触。随着佛教的东传，从事佛经翻译的僧人并通过这些僧人影响中国文人，从拼音文字的视角对汉字汉文进行了认知，生成了“反切法”、“假名”和“格义”等解析汉字“形声义”的结果。这为另一种西来的以拼音文字为记录符号的语言——拉丁语、葡语、英语等与汉字汉语的接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耶稣会以及后来的新教传教士相继以他们熟习的罗马字对汉字语音加以注音，并将汉字汉文放在儒释文化的“语境”中对其进行“语义”的认知分析，从而建构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由音素文字对意音文字的解析与认知体系。这套体系与现代认知语言学家们总结出来的人类对言语理解的体系性模型，也即从语音知觉，到字词识别，再到句法，再到语义的信息递进式加工次序惊人一致。正是传教士们这种对日中朝语言的较为科学的认知模式，在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等各个方面对日中朝三国语言尤其是汉语言文字的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近百年来，日中朝三国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分别从语言学、史学等角度各自对本国的语言与欧洲语言的最初接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遗憾的是，以往的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当时的日中朝三国皆以汉文为官方语文，儒释文化为其主体文化的语境，也忽视了耶稣会传教士和新教传教士来东方传教是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目标而进发的史实，因而，三国学者虽然对本国的语言与欧洲语言的早期接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缺少在汉字文化的整体“语境”下，对三国语言与欧洲语言接触的互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三国语言间本身的相互影响加以综合性考察。然而，无论是资料的综合利用、研究方法的整合、特别是三国语言当时与欧洲语言接触的史实都决定了进行这种综合研究的必要。基于此种必要，本论文以汉语言文字为中心视点，一方面分别对早期日欧语言接触、汉欧语言接触和朝欧语言接触的历史进行考察综述；另一方面，将各选择一篇代表日汉罗马字注音转写体系的应用文和一本代表语言接触成果的最初的双语辞典，对耶稣会传教士东来初期的日欧、汉欧语言接触进行实证性分析与考述。鉴于朝欧语言接触的一些特殊性，以及当时欧洲已经兴起历史比较语言学，所以，对朝欧语言接触的考察则更注重于文献学的和哲学性的思辨论述。希望通过这种从内容到方法的综合性研究，能有助于人们对东亚语言和欧洲语言接触初始的实态有较全面的认识，从而对人类语言的发展方向有所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