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程讲学伊洛之间,宋代道学的洛学一脉逐渐形成。到南宋时,洛学经程门弟子谢良佐的传播与胡安国、胡宏父子的接续而逐渐形成湖湘一脉。湖湘一脉以胡宏心性对言的已发未发说为宗旨,经过其弟子张栻的传承而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成为一时显学。朱熹在屡求未发之旨不得后向张栻求教湖湘学的已发未发说,二人因此结为毕生论学挚友。张栻在与朱熹论学的过程中对胡宏的学说或继承、或质疑,逐渐开启了自身理学体系建构的过程。本文聚焦于朱张论学,着力探究朱张论学对张栻理学体系建构过程的影响以及张栻理学体系内部诸问题之间的关系。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张栻的家学和朱张交往经过。张栻早年受其父张浚之教,曾做《希颜录》以明志,后从父命求学于胡宏之门,胡宏极其看重张栻的才学,命其思忠清不得为仁之理,张栻也服膺于胡宏之学,虽仅得两见胡宏便去世,但张栻最终仍接续了胡宏之学。朱熹在李侗去世后向张栻求教未发之旨并亲赴衡麓与张栻论学,由此与张栻成为挚友,终张栻一生,二人就理学的中和、太极、工夫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相互启发各自的学问体系。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朱张二人关于周敦颐推重的“太极”的相关问题。张栻论太极以“太极不能不动”来自于“性不能不动”。“性不能不动”虽然出自胡宏,但这样的表述是在胡宏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观点之下的。朱熹经过“中和新说”之后,借用了胡宏的话来表述心有已发未发,张栻在接受朱熹中和新说的基础上,对“性不能不动”的理解即包含了朱熹的意思,也保留了胡宏强调动中见体的意味,这更直接来自于其乾道五年后重视“体察”的工夫。因此在解释太极时,张栻用“性不能不动”来解释“太极”二字是为了形性之妙,因而反过来看,“太极”也必定是“不能不动”的,这与朱熹中和新说下“太极有动静”的宽松圆融义不同。同时张栻尽管接受了中和新说,但是其以至静之体“贯乎已发未发”论太极之体蕴含了湖湘学强调体认本体的痕迹。第三部分主要讨论胡宏已发未发说的渊源以及朱熹影响下张栻的已发未发说、论“中”观点的转变。胡宏认同程颐心指已发的观点,将“寂然不动”视为感物而静,提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未发之中要于已发之心处默识,因此胡宏以“中者,性之道”论未发之中,这一点也为张栻赞同。而朱熹基于中和新说更认同程颐“中者性之德”一语,认为性之道是说自然,性之德是说实体,后者更紧密。朱熹在己丑之悟后将观点告于张栻,张栻在乾道五年后逐渐接受了心有已发未发的中和新说,对既往所认同的有生之后皆为已发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基于心有未发,张栻强调于未发时涵养自能达到程颐强调的“在中”的状态。胡宏曾强调“中”是状性而非状心,但张栻则以为性之体段是在心上观,即“在中”乃是我心的状态。第四部分主要探究中和新说影响下的张栻工夫进路的转变。张栻关于工夫的观点继承自胡宏识良心苗裔而后操存之论,张栻在接续胡宏观点的同时在《艮斋铭》中将《大学》“知止”与《艮卦》“止其所也”同察识端倪相结合,提出察识的核心在“止于至善”,即默识体认到作为万化根源的性,故“察识”二字应仔细体味。但在接受朱熹中和新说之后,张栻逐渐反思曾经的工夫次序,心既然有未发,则察识端倪工夫就缺少未发时的涵养,因此他折中前后,提出存养为主、存养体察并进的工夫。虽然存养为主,但是在已发时体察能使本根牢固,二者相互促进。同时,在张栻眼中曾与“察识”等同的“省察”工夫在以涵养为主的次序确定后也有了据本纠偏以销磨利欲之见的意味,“体察”、“省察”一字之差,意味则大不同。在涵养体察工夫积久之后自会达到张栻在义利之辨中提到的无所为而然的圣人境界。总之,朱熹对张栻在中和与工夫问题上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对太极相关问题的影响则不太明显。而张栻的理学体系是以已发未发说及由此产生的心性之名义为中心,向上影响到对太极的理解,向下影响到工夫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