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河南省安阳市花园庄村的深度调查为基础,以对当地数位村户展开的口述调查为依据,聚焦考察的基本问题是:在集体化时期国家政治强势介入的背景下,村庄传统的婚育习俗进行了何种转变,这种转变生成的逻辑与本质为何,较之前又存在何种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析集体化时期,在政治介入下作为中国传统外化形式的社会习俗所展现出的断裂与延续。婚育作为一种体现农村社会家庭成员内部关系转变的重要社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以“婚前恋爱—结婚过程—婚后生育”三大方面为环节的行为流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家庭成员普遍经历了结婚前对新人的择选与相处,结婚时对新人的接纳与宣告以及结婚后对后代的生育与养护,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婚育习俗”。本文便是围绕“婚育习俗”这一社会行为的转变逻辑,对于其中涵括的三大环节进行研究探讨。在村民婚前恋爱中,本文主要讨论在政府以“破旧立新”为主导的政治宣传与介入下,村民在恋爱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双重性转变:一方面是国家通过政治宣传对斗争的封建腐朽“旧”思想的明确抵制,使得村民在恋爱观念上出现转变,国家新政权在村庄社会方方面面逐渐巩固;另一方面村民在长期的传统教化中一时难以完全抛弃,于是在“破旧”的过程中对未严格化除的传统恋爱环节进行了适应性的“创新”。在村民结婚过程中,本文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穷二白”的社会背景下主要讨论农村的婚礼置办逐渐政治化和规范化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国家集体化建设日渐成熟,农村婚礼相关流程也随之发展和转变,并且具有明显的政治因素与革命色彩。虽然此种结婚过程外在表现上较传统有巨大差异,但其转变本质上却仍与当下政策中内涵的中华文明密切相关。在村妇生育环节中,本文认为集体化时期村民正逐渐进入一种集体化的生活状态,相关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各种对妇幼的照顾性政策使得村民家庭式生育及庆祝活动逐渐向集体化转变,但其中间杂未被转化的传统环节（如为后代起名）,两者融合也产生了一种婚育“新”风尚。基于此,本文所得的结论为:在传统时期,农村社会早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自生秩序”,农民绝大多数的行为习惯都基于此,婚育习俗也不例外。但随着新政权的建立,集体化的开展,政治的强势介入以期构建符合国家发展的“新式婚育风尚”,然而“自生秩序”内在的强大性使得农村婚育习俗最终呈现出断裂与延续的双重维度,即对与革命政权相左的封建腐朽对象的彻底性决裂与对巩固政权一致的传统文化的政治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