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治理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大股东由于持股较多且对公司生产经营决策知情,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参与公司治理,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过度集中的特点影响了大股东的公司治理效果,导致大股东多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角色出现。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作为近期学术界新兴的研究话题,在西方公司股权分散的国家中已被证实有效。近几年我国股东退出威胁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在第二类代理冲突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是否依然可以发挥有效治理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我国于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将占股市约2/3的非流通股转换为流通股,释放了巨大的流动性,为在我国研究大股东退出威胁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环境。股改释放的流动性同时改变了控股股东的利益基础与大股东参与治理的方式,便于在我国对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展开研究。现金政策是公司一项重要的制度规定。超额现金由于游离于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之外,受到的监管较少,极易被大股东当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工具。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公司普遍更加重视现金流,增持现金,这就为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大股东可能在消耗公司超额现金的同时从中抽取个人私利,损害公司价值。现有关于超额现金与代理问题关系的研究证明了代理冲突严重的公司会持有更多的现金,而超额现金又会进一步引发更多的代理问题。本文以我国经历过股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了 1999-2018年20年的数据作为观测值,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对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和公司超额持现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借鉴Hope等（2017）的做法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并定义外部大股东及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借鉴Opler等（1999）的现金持有目标调整模型计算公司超额持现水平,分析并检验二者关系,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研究的学术背景,引出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在我国发挥治理作用面临的不确定性,并对本文的研究意义、目标框架、创新点和研究方法做了简要的介绍;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首先介绍了 2005年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情况以及其对在我国进行大股东退出威胁研究的必要性。然后对大股东退出威胁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和经济后果相关文献、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相关文献和现金持有影响因素和治理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与述评;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在界定了外部大股东和超额现金持有定义基础上,在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支撑下,本文提出了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对公司超额现金的“治理假说”和“合谋假说”两个竞争性假设;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进行样本选取、变量界定和模型构建;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部分。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单因素分析和相关性分析,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本文的竞争性假设,并对主检验结果进行一系列内生性测试和稳健性检验,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首先总结本文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并提出研究的局限与对未来研究的展望。研究结果显示:（1）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增加了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本文借助股权分置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进行双重差分回归,验证了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与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的关系,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2）在第二类代理冲突更严重的公司,即控股股东持股不超过50%、公司第二类代理成本更多以及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更低的公司中,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的增加效应更为显著,原因在于,在以上情况下大股东侵占公司超额现金的收益要大于成本。（3）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公司超额现金持有的经济后果是减少超额现金的边际价值,降低公司价值。说明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的存在使资本市场对公司超额现金的用途持负面态度,超额现金不会增加公司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