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以后,过度依赖银行的金融结构已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由中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需求。党中央自十九大以来高度重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尤其是明确提出“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可见,我国金融体系结构升级与优化已迫在眉睫。作为金融部门的内在体现,金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不同的金融结构安排在动员储蓄、分散风险和配置资源等方面各具优劣,进而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表现。纵观世界金融发展史,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各国金融结构变迁均呈现由“银行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的路径转变。那么,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是否比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具有更优效率的结构安排?如何优化与调整一国的金融结构,才能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成为学者高度关注且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对此,本文主要从“文献基础、理论逻辑、实证分析、国际经验”四个部分内容进行了系统阐述。在理论方面,金融体系是社会资源的一种“配置器”,其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在运行过程中,不仅要遵循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同时也要满足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首先,通过梳理与构建“三部门”（实体经济、银行体系与金融市场）金融结构内生性增长模型,分析发现:1)在经济增长中存在最优金融规模与最优金融结构,即“非线性”关系,且二者并非独立存在。2)金融结构优化存在倾向市场导向型与倾向银行导向型的两种动态演变路径;无论何种路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规模均呈现增长趋势,差异在于增长速度。其次,在金融视角下,分析发现:金融体系通过直接融资（金融市场）与间接融资（银行体系）融资渠道的不同组合,在利率机制、信贷机制、资产价格机制以及预期机制等传导机制下,所发挥各自具备的金融功能优势,直接影响资本存储转换效率,间接优化资源流动与配置,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其中银行体系与金融市场在功能上存在差异性与互补性。然后,在实体视角下,分析发现:1)实体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与融资主体特征决定了金融体系优势功能发挥方面的转变,构成了中长期金融体系结构变迁的内生性动力。2)金融结构并非总是处于最优状态,而是处于帕累托改进、调整和优化进程中,呈现“偏离-均衡-偏离”的动态发展趋势。在实证方面,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选取金融结构-规模、行为、效率三类指标,从动态视角,探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静态视角,选取经济增长水平与货币化程度作为门槛变量,探究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下的影响差异。同时,通过引入实体与金融内在深层特征及影子银行因素,探究这三类因素如何影响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进一步增进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间内在逻辑的深入理解。经过以上分析发现,金融结构的市场化发展将会是未来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呈现由银行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的转变,且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其中银行业呈现相对较为平稳增长,而股票市场呈现快速与波动增长。从动态视角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但对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存在差异。在国际层面,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验证了在经济增长中最优金融结构的存在性,与理论预期相一致。而在国内层面,金融结构-行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金融结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U型”关系,以及金融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这一实证结果,可能与我国金融结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有关。这可通过基于规模、行为与效率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散点图得以证明,即绝大多数省份均集中于较低经济增长水平与较低金融结构水平。从静态视角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以门槛估计值为限,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先负向相关-后正向相关”的作用效果。这进一步验证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同时,在金融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时,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与货币化程度。进一步引入实体内在特征后,发现金融结构通过满足产业结构与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且基于规模与行为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一研究结论与众多学者的结论相一致,基本可以判断二者背后的内在作用机制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市场要素禀赋的结构转变,即产业结构的转变和与产品、技术风险相匹配的企业融资需求提升,对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所提供的融资服务与风险分散的需求不断提高。在引入金融内在特征后,发现银行集中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不利于金融结构的市场化建设;股票市场周转率过高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有助于促进金融结构市场化建设。通过对金融结构、影子银行与经济增长的三者动态关系探究发现,金融结构、影子银行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闭环机制,即影子银行→金融结构→经济增长→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对金融结构的影响基本呈现“先负向效应-后正向效应”,即短期波动影响较大而长期存在正向影响且逐渐近于0。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服务供给与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不匹配、不平衡,是引发市场风险加剧与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依据前文的理论逻辑、实证分析,要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发展,需推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即在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的同时,也要构建与之匹配的金融体系结构框架。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与总结美国、日本与德国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提出针对我国金融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一方面要注重“宏-中-微”层面的结构优化,保障实体经济“稳增长”;另一方面要完善金融法律与监管体系,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