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论述了“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出研究制定扶持小农生产的政策意见。其背景是理论与政策制定层面逐渐认识到,在我国小农户发展是攸关农业基础稳固和社会稳定的一种长期存在,是政策实践需要解决的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十年来所面临的新的改革突破口,也是2020年实现整体消除贫困目标以后能否保障原有贫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政治任务。毋庸置疑,贫困地区小农户群体对生产资源占有匮乏、人力资源积累不足等因素不会随着脱贫得到消除,即使贫困群体家庭收入越过贫困线,贫困地区仍有可能存在生计脆弱性。将贫困地区农村超越贫困线之后仍然存在的“发展的贫困”或者“机会贫困”的境况可以概括为“后贫困”时期。后贫困时期农村家庭将面临生存、发展的诸多不确定性,导致越过贫困线的贫困人口可能返贫或将长期处于低收入境况。农村金融改革创新须直面进入后贫困时期农村所面临的问题。立基于对西北贫困地区农村的实际调研,科学认识后贫困时期农村金融创新的路径、模式选择,对促进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农业转型升级、改善金融资本与潜在生产要素结合,最终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意义重大。本文立足于当下“后贫困”时期我国贫困地区小农户家庭经济与金融发展现状,研究分析农贷对小农户家庭消解生计脆弱、破解收入不确定性的作用效果、运行机理及优化路径选择。将遵循“问题提出——金融发展及贫困、反贫困理论梳理——贫困农户家庭经济金融状况——农贷影响小农户家庭经济行为与效率机理计量验证、计量检验结果讨论——金融改善、促进“后贫困”时期农户家庭发展路径选择政策建议”的研究路线展开。在梳理国内外金融发展、效率与小农经济行为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1995-2015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中23000农户样本数据,以及对2013年、2018年西北四省区贫困农户家庭经济金融实地调研获取2711户样本数据。分别采用统计性描述、动态面板联立模型、系统GMM方法、多层次Logit模型、多元Logit模型等方法,分析讨论了贫困地区农户家庭借贷现状、农户生产经营状况、农贷与农户金融行为的福利效应、农贷与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农贷支持“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变的影响,以及农贷为表征的金融机制对农户土地生产经营方式选择的作用效果和运行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金融减贫面临机遇与挑战。当前农村贫困地区收入、消费、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等方面己呈现水平提升与结构优化。加之政府政策指引、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农业现代化渗透及农民生活经营和投资意识的增强,贫困农村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己有转变之势。然而,贫困地区农户无论因为农地减少,还是主要劳动力进城务工遭遇工业波动,均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因而在较长时期,贫困地区农民群体即使在政策支持下按照现行标准划分的标准脱贫,仍有大量农户处于“发展的贫困”或“机会贫困”,即“后贫困”时期。小农户脱贫后如何消解生计、收入多重不确定性等问题仍为存在。第二,生产性借贷获得对农户家庭的生产规模、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显著正向福利效应;生活性借贷获得显著地促进了农户生活质量的提升,却对家庭消费水平和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在统计期间（1995—2015年）我国农村与城市居民住宅建设均呈现迅猛增长态势,一方面改善了居民生活质量,但在借贷获得发生的时间节点一定程度抑制了总体消费水平以及金融资产投资。民间借贷与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均对农户的生产性投资规模形成正向激励,比较而论,非正规借贷较多用于生活消费及生活性固定资产投资。当与土地资源同时作为解释变量,正规借贷获得与民间借贷获得对金融资产投资影响均不显著。两种渠道下实际利率对借贷获得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其区别在于,在非正规金融渠道下,实际利率上升对借贷获得的抑制作用尤为显著,农户金融行为的反应也更敏感。第三,不同区域农户借贷获得均显著地促进家庭福利效应增长,但存在明显差别。西部地区农户的生活消费行为更多依赖土地规模与生产投资,而正规借贷对东部地区的生活消费行为影响更为敏感;正规借贷对东部生产性投资的倾向是10.18%,其效应略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生产性投资的“棘轮效应”较东部地区更为显著,表明西部地区农户更为依赖农业生产。东部地区农户生产性投资与正规借贷提升生活质量引致的家庭福利效应较大,且不受实际利率与当期消费影响。说明东部地区生产性投资与正规借贷配置资金资源的社会经济效率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生产性投资和正规借贷带来的生活质量福利效应虽低于东部地区,但实际利率与当期消费同样产生显著的正向福利效应。第四,农户农贷获得对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不仅体现为直接影响,还体现为对村庄生计异质性特征影响农户生计转型的间接作用。以社会资本为例,农贷获得主要指来自农村金融机构的生产、经营资金,是否获得农贷显著影响农户生计决策。农贷获得的间接作用,使得贷款促进生计转变的效应发生了变化,且完善的金融资本供给体系增强了获得农贷的便利性,间接地有利于农户生产经营和促进家庭经济发展。农户由“生存型”向“经营型”转变不仅是农村家庭行为,受家庭生计水平影响,还受所在村庄生计特征影响。不同类型村庄间的“经营型”农户概率差别并不明显,但是代表村庄特征差异的群体生计水平异质性对农户生计转变影响显著。第五,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对农户向“经营型”转变具有异质性作用。表现为自然、物质及金融等生计资本水平不同程度地显著影响农户生计转变,而人力资本的作用不明显。这种个体异质性折射出我国贫困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未能合理配置的现实。以人力资本中教育程度这一生计资本为例,实证结果显示不显著,原因在于农村现有人力资本蕴含的专用知识、技术、管理要素远不能适应农户转型的内在要求,简单以受教育年限量度的人力资本数量变化不足以影响农户由生存型向经营型转变。第六,农户的土地经营行为具有有限理性。作为土地经营的行为主体,农户受到自身资本积累、可获借贷水平和土地经营效益的限制,具有有限的在非确定性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家庭借贷成为农户进行差异化土地经营决策的重要机理因素。在农业信贷刺激下现有经营小规模土地农户多选择转出、转入土地经营权或参与土地入股,表明农贷介入能够促进当下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的土地产权交易,农贷扩张有益于土地经营规模适度集中,表明金融部门在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创新农地经营方式从而提高土地效率方面可以发挥核心作用。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在发展经济学、金融发展与农村金融理论和贫困经济学领域努力实现理论创新。例如,提出针对支持小农户生计转换的生产性、投资信贷范畴、理论,定义“后贫困”时期、农户转型等刻画小农户发展的新概念,寻求发现农贷对农户转型和三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土地产权交易、土地规模适度集中的作用规律,对促进小农户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思想资源和现实依据。二是结合贫困农户、金融机构和财政农业支出三方面数据,以农业生产效率需求、供给和整体效应三个层次,审视考察金融市场化背景下农贷对贫困地区小农户家庭经济行为与效率的作用效果与作用机理。通过引入动态面板联立方程、多层次Logit模型、多元Logit模型构建适合农户经济行为及其决策的模型解释现实问题,及GMM估计法等处理计量过程可能出现的偏误与内生性问题,真实、有效地反映不同层次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三是本文直接定位于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结合大范围样本实证检验和实地田野调研经验,试图切实还原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服务状态和金融减贫效应。相较于国内同类研究,本文更注重立足于贫困地区后贫困时期农户经济金融发展特点,样本同为西北地区国定贫困重点县和深度贫困县,样本规模较大,所设计调查内容挖掘信息较为深入、全面。此外,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性质。相关研究涉及行为金融学、发展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统计学以及贫困经济学等多学科。通过田野调查和理论演绎、统计与计量分析,对上述多学科知识融合运用,相对独立地提出独创性的理论结论与政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