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根据中国特定经济背景,分别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数量规则和价格规则各自的有效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主要的创新之处和结论包括:第一,设定了一个基于中国经济背景的前瞻性货币政策数量规则,运用连续修正GMM方法对该规则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数量规则能够保证中国经济政策的“逆风向”调整,有助于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而且,M2增长率能够对股票市场收益率做出显著的响应,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充分考虑了金融市场价格的波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第二,从数量规则透明性的角度,对数量规则在维护价格水平稳定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当中央银行和私人部门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提高数量规则的透明度不仅有利于减小通货膨胀偏差,而且会降低通货膨胀波动。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牺牲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货币政策数量规则的透明度逐步提高的作用。第三,根据新凯恩斯模型和货币需求方程,获得了一个包含货币因素的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表明,货币增长率稳定性权重或货币需求方程的利率响应系数越大,利率规则的货币增长率响应系数越大,货币政策也就愈积极。对该最优利率规则以及在Taylor规则基础上设定的前瞻性Taylor规则进行估计后发现,通胀系数、产出缺口和货币增长率各自的响应系数都大于0。因此,当中国经济运行在偏离均衡状态或央行目标时,中央银行能够采取有效的利率政策,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当利率从条件分布的低端向高端变动时,预期货币供给增长率、预期通胀和预期产出缺口各自的响应系数也都具有明显的规律性,这也为将来进一步研究利率规则在不同利率状态下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事实。第四,对于在开放经济体中利率规则是否应该包含对汇率这一问题,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结论。本文通过引入货币变量设定了一个关于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方程,估计结果表明,在低通胀体制下,中国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为正且较小;在高通胀状态下,传递效应为负,其绝对值也较小。基于已有理论成果,本文认为,在高通胀状态下,利率规则应该包含对汇率波动的响应,而在低通胀状态下,利率不需要对汇率变化进行调整。第五,本文基于一个能够描述中国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的LSTVAR模型,应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别考察了中国货币政策正负冲击的非对称效应以及不同经济状态下货币政策冲击的非对称效应,进而比较数量规则和价格规则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数量规则在维护物价稳定方面具有很强的有效性,而利率规则在产出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方面都不是非常有效。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深入,利率规则将会成为中央银行调控经济运行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