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低利率一方面刺激了消费的增长、投资的活跃与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金融体系风险的累积提供了空间。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金融学术界对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货币政策取向的激烈讨论，Borio和 Zhu(2008)在总结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之下，最早提出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概念—货币政策的变化会造成银行风险态度的转变，从而影响金融机构的资产配置等决策，最终影响实体经济运行状况。许多关于金融危机的研究表明，正是长期低利率导致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而引发了这次危机。　　本文首先在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监管发展的背景下，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走向，2008年之后的“适度宽松”一直延续到2015年，随后回归“稳健”并开始推进金融体系“去杠杆”；但实际上，为了降低融资成本，为供给侧改革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2016年的公报将货币政策表述为“稳健”、“灵活适度”；而2017年货币政策的调整方向才转变为“稳健中性”，显然是为了控制目前金融机构以及房地产等板块过度扩张的杠杆。纵观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整体基调发现，虽然中央银行曾多次上调过利率，但就整体政策走向而言，我国的实际利率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基于以上背景，提出了本文的研究主题：（1）我国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之间存在什么关系？（2）不同的资本水平下，货币政策对银行的风险承担影响有何不同？　　接着，本文对前人文献关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传导机理进行了总结回顾，不同于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货币政策对银行的风险传导是一种强调利率政策或者公开市场操作的外生变动会造成银行机构风险暴露的调整，而这种风险容忍度的变化会反映在其信贷标准以及资产配置策略上。风险承担渠道的作用机理主要有三种：（1）金融放大器机制，一方面低利率会增强企业的财务实力，提升企业资产价值，促使银行下调企业的违约概率及其资产波动风险的预期；另一方面低利率同样改变了银行自身的资产价值，促使银行调整资本结构，银行资产结构和杠杆水平的改变反过来又会放大经济周期的运行；（2）逐利机制，在宽松时期，金融市场流动性高且资金相对充裕，企业比往常更易于取得可贷资金，金融机构间的市场竞争会加剧，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户追求更高的收益，银行有放松信贷标准的激励；（3）中央银行沟通反馈机制，当中央银行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很高时，金融市场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则越低，市场主体预期未来不会存在大的风险转变，则金融机构会选择承担更多的风险。　　本文借鉴Dell’Ariccia et al(2013)的银行风险承担模型，通过微观面板数据和银行业宏观数据验证了国内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影响的存在性。微观部分搜集了国内16家上市银行2007-2016年间的年度数据，该部分采用了穆迪公司推出的 KMV模型，运用银行股票数据及财务数据测算出银行的预期违约概率EDF，KMV测量方法得出的数据跟以往研究中的采用历史数据相比，优点在于能够得到银行风险的先验数据，实证结果表明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下降会显著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并且资本水平较低的上市银行会在利率下调时加强风险管理，而资本水平较高的上市银行则会在利率下调时选择承担更多的风险。宏观部分采用银行业股指波动率作为市场波动风险、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作为信贷风险，通过2009-2016年的季度数据同样验证货币政策风险渠道的存在，即宽松的利率政策和货币供给政策与银行风险之间呈负相关，在考虑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与总资本充足率交叉项分析和脉冲响应分析得到了一致的结果，即资本充足率越大，银行的市场风险承担越小，而信贷风险承担越大。　　最后，本文给出了实证研究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会鼓励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较高的资本水平也可能鼓励银行承担更多风险，相反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会加强风险管理。因此，对于政策当局，需要建立相应的银行风险承担评估机制，并且要根据不同的政策工具选取不同的评价标准，还应根据各类银行不同的资本水平现状，分类对银行进行资本监管，对于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银行，虽然货币宽松可能导致该类银行更加谨慎的管理风险，但依然需要加强资本监管以确保其有应对风险事件的能力和实力；对于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的银行，在资本监管的同时还需要加强风险监管，以避免该类银行由于较高的资本充足率的刺激而过度承担风险。对于商业银行，当其调整资本水平满足监管要求以应对不良资产的同时，应当认识到银行的资本和风险是时刻变动的，并根据需要动态调整银行自身的风险承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