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具有经济开发价值,作为生态要素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位,因此法律地位特殊。然而民事法律规范和野生动物保护特别法对此认识不足,保护不力。同时,野生动物与物的概念不清,关系不明确,影响了民法和野生动物特别法在野生动物保护过程中的顶层制度设计。基于对《德国民法典》第90条a的不同的理解,学术界关于野生动物和物的关系的理解问题形成了三种影响力较大的学说,分别是:野生动物主体论,野生动物物格理论以及主客一体论。这三种观点都不能准确的描述野生动物和物的关系。该条文,仅否认了动物属于物权法上的“一般物”,并没有否认动物是物权法的客体。野生动物和民法上的一般“物”相比具有生态保护价值、伦理关怀价值以及公益性等特殊性,这就使得保护野生动物不能仅仅依靠民法这一个法律部门。在民法中讨论野生动物的利用和归属问题时,可以把野生动物视为特殊物,将其作为物权的客体准用物权法的制度。研究野生动物保护问题时,则要具体分析每个物种、种群所面临的环境,在制定政策和法律制度时给予生态规律更多的关注。从应然层面分析野生动物资源国家所有权理论的理论困境和现实困境,无法直接得出野生动物个体所有权属于国家的结论。因此,需要引入“野生动物产品”的概念,以此为桥梁构建野生动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西方国家的自然资源财产权理论和我国自然资源攫取权理论为野生动物产品概念的引入奠定基础。通过野生动物资源攫取行为自然人可以取得相应的野生动物产品所有权。野生动物专门法的创新,要从以野生动物的概念改造为抓手,增加对普通野生动物保护的兜底条款,落实野生动物保护名录更新制度,提升对野生动物生物安全的重视力度。与此同时,还要深化传统法律特别是民法的生态化,一方面要重新认识野生动物资源国家所有权,明确自然人和单位可以成为野生动物产品所有权的适格主体,另一方面要明确狩猎权是一项特殊的物权取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