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刑法风险分配理论的不断发展与深入,刑法的“去哲学化”已在归责问题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集资诈骗罪作为我国经济水平高速发展、金融制度不断改革在刑法领域的体现,较之传统犯罪更具有交互性与复杂性。基于集资诈骗罪自身的金融性、交互性等特征,本文论证了对该罪中的出资人进行风险分配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司法适用标准。随着P2P网贷的不断发展,集资诈骗罪的涉众面越来越广,涉案金额不断攀升,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言而喻,只有将出资人纳入本罪的研究范围,而非一味的对出资人进行“一刀切”的保护,才能更好树立群众远离非法集资的守法意识,从而有益于从根源减少非法集资行为。本文除导语与结语外,共有五部分:本文第一章,重点在于界定风险分配的相关概念及集资诈骗罪的特征。首先明确了风险分配原理在我国从无到有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在风险社会概念的确定下,刑法的归责问题必须结合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而非仅仅依靠行为导致结果的单一哲学化归因。其次,本文揭示了集资诈骗罪的交互性、复杂性的特征,即作为经济发展的产物,集资诈骗罪对于金融管理秩序和个人财产的法益侵害结果的产生往往需要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和各参与人尤其是出资人的出资行为共同作用,此外还应重视出资人陷入错误认识对于本罪成立的重要作用。本文第二章,论述对于集资诈骗罪的风险分配的理论依据,分现实必要性与理论支持。首先,本文通过分析集资行为本身的具有风险性以及出资人在集资诈骗罪中身份的二重性——既有违法催化作用又有被害性的特征,指出必须将出资人纳入本罪分析考虑。其次,对出资人的风险分配提供学说支持,即被害人教义学,并对该学说展开了介绍与分析。本文第三章部分将首先从现行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入手,揭示我国目前在集资诈骗一罪中风险分配的缺失。即不论在刑法即相关司法解释中、法院判决中都体现了对本罪的研究仅仅囿于行为人的行为,忽视了出资人在犯罪成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其次讨论了这种认定方式所存在的弊端。本文第四章,通过出资人自我保护能力界定、出资人对集资行为的认识、出资人自我保护能力等各方面探讨对集资诈骗出资人进行风险分配时应考虑的因素。为后续文章界定本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以及本罪的量刑情节方面提供思路。本文第五章,将以上对出资人的分析成果回归到集资诈骗罪行为人行为的认定,为集资诈骗罪的司定罪与量刑新思路。即重新界定本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区别,并主张将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将出资人的行为与主观心态作为本罪的量刑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