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笔画在制作程序、表现手法、材料工具、选择题材及审美意趣等方面都有其传承有序、个性鲜明的特性。而少数民族服饰仿佛从诞生之初就与工笔画的表现手法有着某种天然本有的默契。以蒙古族女性盛装服饰为例,夸张饱满的结构、分割有别的线条、华丽堆叠的色彩、丰富多变的材质,这些都是最为适宜工笔画表现的元素,以中国传统工笔画的特定技法和表现手段加以展现蒙古族服饰的形色特征及材质美感,既可以完整的呈现出服饰本有特质的审美效应,也可以升华服饰艺术的境界高度。同时,中国工笔画较之写意文人画,一大特征就是在细节描绘和精致刻画方面的优势。材料本身可以承载精工细作、多遍刻画的手法,勾勒晕染的技法也毫不违和的可以将至为繁琐的物像予以清晰呈现。而蒙古族女性盛装服饰较之汉族日常生活装束的一大特征即体现在图案元素的繁杂和装饰物品的累加方面,这些特点在工笔画表现领域却成为可以使画面熠熠生辉的绝佳素材。工笔较之于写意的另一大优势是可以不受色彩变化的控制,较为自由的将色彩调性的冷暖鲜灰关系准确表达。这一点也使得中国工笔画不受国界、种族、画种类别的限制,而成为可以与东洋、西洋并行不悖且直接对话的绘画语言优势。蒙古族盛装服饰在色彩的变化角度可谓包罗万象、绚丽多彩。以工笔画的表现手法加以描绘,可以最大程度的展现色彩的疆域之广和最多层次的显示色彩的阶梯之妙。再者,中国工笔画是集合多种绘画手法于一身的综合性艺术表现手段,以双勾晕染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工笔画法可以表现和谐舒展的温润之美；以多色接染或水粉对撞的没骨工笔画法可以表现变化多端、肌理丰富的强烈之美；以结合壁画、岩画等艺术特质及表现手法的综合材料和多种手段,可以表现材质多态、对比鲜明的厚重之美。无论是温润如玉、还是厚重如石、抑或强烈壮丽的审美品性,在以蒙古族盛装服饰的肖像人物为表现对象的角度均得以体现。所以本文以蒙古族女性盛装服饰为绘画题材表现对象,印证到工笔肖像画的表现空间,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感受到转译的较大可能和结合的默契程度。蒙古族女性盛装服饰的审美特征,在不同的研究学者或艺术家眼中,有不同的见解,是无法统一且难于给出准确答案的关照角度。但是通过大量服饰实物的比较和有关此类题材的绘画作品的解读,笔者得出以下几点共性：首先是对称均衡的庄重性,其次是寓繁于简的统一性,再次是色彩强烈的壮丽性,最后是材质变奏的融合性。基于以上几点的考量,笔者在以蒙古族女性盛装服饰为绘画对象的关注点方面,与其他艺术家和研究者相比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蒙古族盛装服饰的夸张形态、强烈色彩及多变材质,较为适宜以并非写实而强调装饰美感和形式构成的表现角度予以呈现似乎更为妥帖。同时在人物场景以及集群关系乃至动态角度的设定上,笔者也更为倾向背景空旷、单人独立、对称整体的艺术考量。蒙古族既是我国北方一支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又是全民信仰佛教的民族。不由使人会联想到那些与宗教艺术表达有所关联的艺术样式,如古埃及墓室壁画的群像排列形式和中世纪的圣像画对称均衡形式,人物面部大多安然肃穆,没有明显的喜怒哀乐表情。这样的形式关系及情绪表达,较为适合展现蒙古族盛装少女形象的庄重感觉和神秘特质。同时出于图示及形式构成等绘画艺术主体手法的需要,将蒙古族盛装服饰形态进行二度归纳和再次提炼,这也是以艺术表现转换民族元素的必然手段。所以本文立足点不是再现民族服饰的自然特征,也不是罗列民族主题性绘画创作的叙事性表达,而是关于以装饰性手法和图示性阐释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族性艺术创作理念的确立和以民族服饰为源点如何提炼归纳民族元素为绘画语言的转换过程之论证。服饰审美特征成为专题绘画的素材灵感源泉,必然遵循以下几点原则：服饰审美特征与艺术表现手段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并非所有的民族服饰特点都可以成为艺术表达的绝佳元素,只有那些符合艺术表现原则的审美点才会成为艺术家关注的角度。如形式角度是否具有装饰性,色彩角度是否具有关系性,整体角度是否具有图示构成的特性——或曲折迂回、或排列并置、或呈现某种几何矩阵的韵律美感。而蒙古族盛装服饰的审美基点恰好符合这样的审美法则,特别是服饰的厚重与形制的硕大将蒙古族女性的躯体包裹的如同纪念碑般具有了一种超越现实的永恒意义和象征经典性。正如美国学者巫鸿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中提到的：“一个博大辉煌的古代文明必然会创造出雄伟的纪念碑,因而对古代文明的理解也就必然会以人类的这种创造物为主轴”。①同时巫鸿还指出“纪念碑性这一概念的首要意义就是把艺术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②巫鸿学者指出的“纪念碑性”是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这里引用只是为了强调蒙古族盛装服饰肖像画由于呈现出对称庄严的稳定感和统一均衡的仪式性,因此如同纪念碑一样具有了某种永恒的意义和珍贵的价值。综上所述,本文立足点落实在将服饰审美要素转换为工笔肖像画创作的艺术语言,是一种审美经验的再度创造和对民族艺术的深度挖掘之有效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