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辛丑条约》中议定的4.5亿两白银,时人称为“大赔款”,二是由各省自行赔付当地教会、教民的地方赔款。随着庚子赔款在直隶的筹付,清廷中央、直隶官绅、百姓作出了不同反应,其中的冲突、矛盾与折中、调适,折射出历史本身的复杂与多样。义和团运动在直隶达到了高潮,教案数量众多,这导致直隶教案赔款数额相当巨大。直隶地方赔款筹付带有明显地区特征,地方赔款初期议结时,直隶大部分地区被联军占领,且无主政高官。各州县官为保境内平安,各自与当地教会商议赔款,这是导致顺天府、直隶地方赔款数额巨大的原因之一。顺天府、直隶地方赔款共计1200余万两白银,这笔地方赔款起初由各州县自筹,或按亩摊派、或罚没拳民家产、或由绅商补足、或挪用当地公款,部分州县官员曾试图与教会沟通,以期减少赔款数额或延缓支付时间。因筹付地方赔款,直隶南境爆发了抗洋捐运动。地方赔款因此引发了清廷的关注,李鸿章、刘恩溥、张佩纶、周馥等官员上奏请求将地方赔款纳入公款代偿,形成了一种舆论导向。清政府从湖北、江苏、广东等省份调拨了 200万两用以支付直隶地方赔款,以示体恤百姓。大部分省份将这笔款项拨发直隶,也存在延期拨发和未拨发的情况,背后关涉不同政治力量的互动与博弈。清廷认识到勒交赔款可能会激生事端,影响议和。故清政府在镇压抗捐运动的同时,采取拨款等折中手段,设法纾解民力。清廷此举也有匡扶民心、重塑统治合法性的考量。直隶每年需分摊大赔款中的80万两,以盐斤加价、烟酒税等方式凑还。直隶为筹集赔款、新政经费,开办、加征了各类捐税,直隶财政体制随之转型。庚子赔款与清末新政一道,客观上迫使清政府开辟新税源,扩大财政规模。清朝财政收入主体逐渐由农业税转为商业税,清王朝进一步向近代“财政国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