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11.9%。按照国际通行的判断准则,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行列。不同于发达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背景,“未富先老”的经济特征和尚不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迫使我国应对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时面临重大的挑战。其中,收入不平等势必也会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逐渐增加而有所改变。现有考察我国收入不平等成因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大多将其归咎于经济体制和收入分配政策造成的影响,但却忽视了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由于经济人口的异质性构成,在不同群体的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有所不同。由此可以推断,人口老龄化导致经济领域中的收入不平等结构发生改变。一方面,老龄化意味着不同年龄群体的相对人口规模构成发生变化,这势必会改变不同年龄组的收入差异程度,从而影响整体的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不同于其他经济年龄组获取收入的渠道,老年群体获取收入的渠道主要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而当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备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人口老龄化的深化也会影响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福利水平,甚至加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如果忽略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变迁现实,则很有可能高估体制或制度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同时也忽略了人口结构转变对收入结构影响的政策含义。本文根据人口转变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收入分配相关理论,沿着“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检验趋势特征→构建机制模型→验证作用机制→得出论文结论”这一基本研究思路。在梳理了人口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理论和研究后,基于年龄结构因素和行为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路径进行分析;其次,选取WIND数据库的基尼系数原数据和老龄化数据,构造时变协整模型来考察人口老龄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长期关系是否稳定,第三,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微观数据对收入不平等进行方程分解,以期考察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在组内和组间效应。最后,在充分考虑微观家庭的异质性基础上,采用门限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进一步分析老龄化对收入差距的传导路径,检验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并分别通过构建经济计量模型检验经济行为要素和非经济行为要素在其中的传导效应。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文献分析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采用面板模型、时变协整检验、非线性因果关系检验和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模型,最终得出人口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时变的协整关系,且发现具体的时间断点是1999年。这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长期稳定关联机制在1999年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协整向量在样本区间内并不是恒定不变的,但无论是顶部老龄化,还是底部老龄化均对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影响。此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下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影响特征。进一步而言,在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的群体中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均小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影响效果。在利用统计工具发现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后,通过方差分解结果发现,年龄越大和出生组越靠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越大。这主要是因为年龄组累积不平等、累积行为差异,以及家庭初始资本的异质性。人口结构、出生组效应、年龄效应对收入不平等变化具有重要解释能力。其中,老龄化仍然是促使我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回报的时变差异对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在剔除教育因素地对收入的影响后,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仍有近20%的贡献率。家庭作为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无论是从劳动力市场还是资本市场的角度,老龄化都通过作用微观家庭的储蓄、借贷等经济行为对家庭收入产生影响。老年家庭和青年家庭的不同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差异同样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异质性的影响,并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首先,应充分重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其次,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时要兼顾当前人口老龄化社会背景,经济环境以及地区差异;再次,应在教育上设计更为均衡的发展策略;最后,继续营造“孝文化”氛围,减少“资历歧视”,构建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