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体系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但却缺乏正式制度安排的支持，这一“制度悖论”使得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理论框架构建成为学界的重大挑战。中国数千年的关系文化传承结合中国当前经济转轨的特征，促使企业在利用正式制度清除企业发展障碍受到阻滞时，往往使用“关系”这一中国传统社会资本。“关系”嵌入到一定的社会网络结构中，企业的关系网络结构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便成为外部正式制度不健全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转轨时期的政府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有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而政府作用的发挥与其本身的治理水平密切相关。本文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背景，通过收集中国A股公司2006-2010年的高管网络数据，结合世界银行报告(WorldBank No.37759，2006)提供的中国120个城市政府治理有效性的数据，实证考察两种制度安排对企业融资效率、投资效率、研发投资强度及经济绩效的影响，试图阐释推动企业价值成长的传导机制。本文的经验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考察了企业高管网络和地方政府治理对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度量的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转轨融资体制的不完善使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往往缺乏正式制度安排下的融资渠道，企业需要借助高管社会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解决融资困境，以此提升企业融资效率;相较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融资效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此，正式关系匮乏的非国有企业更依赖于通过发展社会关系网络来提升融资效率;同时，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通常拥有更多的要素资源禀赋且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也更有效率，可以提供更高效的制度支持，降低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缓解企业面临的外源融资约束，积极引导企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有效提升该地区企业的融资效率。　　 其次，借鉴Richardson模型测度投资效率，实证检验了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层积极构建外部网络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同时，企业所在地的政府治理质量决定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政策支持以及信息传递速度，进而影响到企业投资效率，即地方政府治理质量较高地区，企业投资效率也较高。在区分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两种情形下，高管网络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因投资不足而导致的投资低效率方面更为有效;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改善则有助于加强对企业经理人经济行为的监督，有效约束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再次，通过手工收集上市年报披露的研发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管网络和地方政府治理对塑造企业核心价值的研发活动的不同作用机制。治理质量较高的地方政府通过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更高效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扶持政策，并有效贯彻实施来激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确实提升了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力度，从而有助于提升地区的经济实力与核心竞争力。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时不仅需要政策与资金的支持，更渴求获得核心技术信息的援助，而高管网络的信息传播与学习效应有助于企业解决这一困难，因此高管网络推动了企业的研发活动开展。　　 最后，实证检验了两种制度安排对企业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同时，还验证了二者对企业经济绩效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通过外部网络的构建获取资源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改善企业经济绩效的重要方式;地方政府将其经济目标内部化到上市公司的程度往往是由政府治理水平所决定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越高，其对上市公司的不合理干预程度越低，公司经济绩效也会相对较高。进一步，两种制度安排相互支持，非正式制度安排在正式制度安排较为优越时，更能充分发挥推动企业价值成长的作用，为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本文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完善和解释基于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安排影响上市公司价值成长的内在机理，而且在实践上可以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公司资源配置方式以及获取资源的路径改革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