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限定交易行为往往被市场经营者视为一种必要的商业策略,因而也越来越普遍地存在于各行各业。在我国现行《反垄断法》的规制框架下,限定交易行为可以涵盖于纵向垄断协议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范畴,其反垄断规制依据体现在第十四条纵向垄断协议中的“兜底条款”和第十七条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即对于限定交易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存在两条规制路径,一个是纵向垄断协议制度,另一个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但在实践中却尚未适用纵向垄断协议中的“兜底条款”对限定交易行为进行反垄断规制,这导致以纵向垄断协议的形式实施的产生限制竞争效果的限定交易行为一直处于反垄断规制盲区;而仅仅适用滥用条款也由于规制范围受限难免引发规制遗漏难题。本文以实际案例中有关限定交易行为法律适用依据争议引发思考,探讨适用不同《反垄断法》条款对限定交易行为进行反垄断规制存在的困境,试图通过立法上的不断完善以解决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困境。具体来说,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限定交易行为反垄断规制的立法现状进行分析,指出无论是现行《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的“兜底条款”还是第十七条滥用条款都存在立法缺陷并且现行与之配套的行政法规和执法指南也并未就限定交易行为进行细化规定,而立法上的不完善也引发了实践中具体适用不同条款对限定交易行为进行反垄断规制时面临一系列的困境。其次,对美国和欧盟有关限定交易行为反垄断规制方面的立法与法律适用方面的经验进行了考察,探讨从中可以给予我国的有益借鉴;最后,笔者认为限定交易行为反垄断规制的两条路径由于在适用条件方面有着明显差异,因此在法律适用上是一种互补关系,只有同时对其在立法层面予以完善才能真正在反垄断层面有效规制限定交易行为。因此本文借鉴有关域外立法和法律适用经验并参考2020年1月发布的《<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具体提出应当通过对现行《反垄断法》第十四条“兜底条款”、第十五条豁免条款以及第十七条的规定进行立法改进,以及细化相关规章指南规定,引入“安全港”制度,以增强“兜底条款”的适用性,同时也避免规制遗漏问题,进而解决限定交易行为反垄断规制的法律适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