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其价值创造的能力不仅关乎企业自身,而且对改善民生、产业发展、经济振兴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企却频频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在职消费现象突出、投资效率偏低等问题,引发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产权分离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如何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国有企业价值,一直以来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是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途径。基于科学合理业绩考评之上的薪酬激励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重视。为此,国资委于2010年在央企中全面推行EVA(经济增加值)考核制度,构建出基于EVA考核的管理层薪酬机制,旨在改变管理层的经营理念和决策行为,提升企业价值。自全面推行EVA已有数年时间,EVA是否真的发挥了业绩考核的导向作用,引导管理层由利润管理转向价值管理,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立足于此问题,本文从代理成本的视角,对基于EVA的薪酬机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展开研究。论文归纳总结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并结合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和激励理论提出假设,基于2015-2018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以销售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度量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薪酬EVA敏感性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以及代理成本在其中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薪酬EVA敏感性能够显著提升公司价值,且销售管理费用率度量的代理成本在薪酬EVA敏感性影响企业价值的过程中表现出部分中介作用,符合预期薪酬EVA敏感性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升企业价值的假设;而总资产周转率度量的代理成本在薪酬EVA敏感性影响企业价值的过程中并未表现出中介作用。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提出继续深化落实和完善EVA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对在职消费不当开支监管的对策建议,并对本文的研究局限和展望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