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逆全球化”现象的兴起,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扩大对外开放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多数行业尤其是工业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如何化解过剩的产能是中国当前调结构、转动力的关键所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内外施策解决产能过剩。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作为外部政策,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点,实施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鼓励企业到海外发展,转移一部分产能。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有利于同“一带一路”国家开展新型经贸合作,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国际产能合作等,充分拓展国际市场。虽然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规模虽然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总量水平仍然较低,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仅占到中国对外直接总投资的12.51%,如何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量”,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效率如何?如何提高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效率等,这些都成为现阶段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因素,分别从微观层面的垄断优势理论、折衷理论与宏观层面的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以及适用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等分析了诱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其次从定量角度分析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并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效率。本文选取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公布的63个“一带一路”国家作为研究主体,从市场、劳动力、能源三个角度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动机,测算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效率,并引入投资非效率模型,对比基础设施水平所引致的“硬成本”与制度环境水平引致的“软成本”对中国投资效率的影响,然后分别从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对比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对投资非效率的影响。根据上述理论、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果,本文得到的结论如下:第一,总体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中存在劳动力与市场寻求动机,距离对中国投资水平具有较大的阻碍作用,而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共同语言与共同边界都会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水平。从投资非效率模型中发现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中国OFDI效率,而制度环境水平的提高对中国投资效率表现为负向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效率国别差异较大,最高的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71.01%,最低的为拉脱维亚仅1.08%,投资效率居高的多为能源密集型国家。第二,将“一带一路”国家分地区实证分析得出:南亚、中亚与西亚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完善引致的投资效率提高大于欧洲与东南亚国家,而南亚、中亚与西亚地区制度环境水平的提高对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大于欧洲与东南亚国家;第三,将“一带一路”国家分收入水平实证分析得出:中等与低等收入水平国家基础设施水平的完善对投资效率的提高大于高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等与低等收入水平国家制度环境水平的提高对投资效率的降低大于高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最后,结合中国投资现状与本文对中国投资效率的实证研究,分别从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两个角度为提高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水平与效率提出了政策建议。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应积极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技术合作,健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融通机制,与“一带一路”国家搭建人才合作平台,有重点的开展“一带一路”区域基础设施合作。制度环境方面,其一,中国应规范自身制度环境,包括工资薪酬、市场机制等方面,从而适应高标准的国际制度环境;其二,与“一带一路”国家一道构建高水平的投融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