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大总督是明代定设于宣大山西地区的重要职官，其演变大致分三个阶段，景泰至弘治为派遣阶段，正德至嘉靖为派遣与设置的反复阶段，嘉靖二十一年之后为定设阶段。定设之前，总督置身于京营征伐体制之中，监军太监、总督文臣、征伐总兵，三者共同负责征讨事务。但是这种征伐体制运行成本高昂，遂有设置总督文臣于边地，先期措理边务的举措，随着蒙古入犯的频繁及京营的日益衰弱，征伐体制走向穷途末路，总督文臣最终定设于宣大山西。这种描述，与通行的三司到督抚的描述相比，更符合北边的实际。宣大总督的职权主要分为军事权、粮饷权及人事权。军事权涉及到军事活动的方方面面，难以全面论述，本文仅从传递军情、预拟方略、组织战守、勘报功罪等环节展开论述，从这些环节来看，总督的军事权是有限的，诸环节多需要兵部与决策层来定夺，总督不可独断。通过对宣大总督粮饷权的具体考察，发现该总督在定设之前有时兼理粮饷，有时则不兼理，定设之后，一般兼理粮饷；宣大总督对三镇钱粮主要起提纲挈领的作用，不过问具体事务，总督负责经理的主要是总督标兵钱粮和操赏、抚赏银两；崇祯末年，为解决拖欠宣大等镇的民运，朝廷又设置了督理宣大粮饷户部侍郎；从钱粮上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宣大总督并未成为完全独立的利益实体，这种状况不利于其军事职能的履行。宣大总督在定设之前，其人事权极为有限，定设之后，其人事权主要体现在考核、题补、自行委用等方面；考核分为常规考核与因事参劾，常规考核主要包括年终举刺、军政考选、离职举荐等；题补主要针对的是中级将领，总督有权奏请将某将填补某缺，但是决定权仍在中央；自行委用是总督用人的自主权，其对象主要是低级将领。从宣大总督的军事权、粮饷权及人事权来看，总督虽节制三镇，坐镇一方，但是其自主权其实有限，诸多事务皆要请示、请求于兵部与决策层，明代的中央高度集权。为履行职权，宣大总督之下设置了标兵、兵备等道，作为其直属机构。宣大总督标兵设置于嘉靖二十四年，起初只有一个营的规模，至嘉靖三十四年已扩展了两个营，万历四十五年，定为三个营，崇祯年间，督标变动最大，杨嗣昌将标兵整练为三个营，但因战事多有损失，梁廷栋遂将督标四千人整合为两营，至卢象升将督标扩充为五个营，明末“练兵”运动兴起，督标又被整练为二十个营，共两万人。督标的规模趋向于不断扩大，所用军费也不断增加，而督标规模的扩大只是明代省镇军队增加的一个缩影，明代军事体制的失效是导致明亡的重要因素。宣大总督的专职助手，主要是阳和兵备道，崇祯时卢象升又奏请设置了宣大监军屯牧道，后来又设置了阳标监军道、怀标监军道，这些道臣协助总督处理相关事务，是总督职能履行的重要帮手，在中国官制史中也占有一定位置。宣大总督在定设初期驻扎朔州，主要是为防御山西，嘉靖二十五年以后，山西的防御力量加强，总督遂移驻阳和，居宣大两镇之中，从此总督的固定驻地一直在阳和，但是在若干时期，宣大总督在防秋之时需移驻怀来，总督驻地的变动也反映了北边防御形势的变化。宣大总督在北边防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有的研究大多笼统，缺乏具体案例研究，本文选取崇祯八年后金兵入山西这一事件，具体探讨总督在防御中如何发挥作用，在该案例中，总督的判断出现失误，总兵又不听从总督的调度，巡抚也只为本镇利益着想，结果导致数千后金兵深入山西长达一月，而拥有十几万军队的三镇却未能予其创伤，以文统武的体制走向失败。宣大总督绝大多数出身进士，籍贯多在北方；定设之前，主要从兵部与户部堂官中派遣，定设之后，主要由地方巡抚升任；总督的去向主要是返回兵部，但退出官僚体制的比例超过一半。宣大总督作为明代高阶位的官僚，士子从进士及第到担任宣大总督，大多需要二三十年，甚至三四十年的时间；定设时期宣大总督的平均任期为27个月，嘉隆时期接近平均任期，万历时期大大超过平均任期，启祯年间又小于平均任期。宣大总督的产生，大多经过会推，会推中虽可能渗入皇帝意志，但是候推者也要得到群臣认同，皇帝并不能任意行事，这与皇权专制说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