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7年阎锡山兼任山西省省长以来,山西省政府推行一系列政令以发展山西民生,改善百姓生活。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水利、蚕桑、种树、禁烟、天足、剪发”的“六政”与“种棉、造林、牧畜”的“三事”,合称为“六政三事”。“六政三事”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使山西省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其中“种树”“造林”作为六政三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模范省”的建成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一方面表现为推动了山西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促进了森林的保护。政策的实施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正是因为民初山西制定了大量的森林保护法规,才使山西的森林保护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的双重效益。在日益重视环境保护的今天,对民国初期山西森林保护法律制度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除引言与结论外,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了民国初期山西森林保护法律制度出台的背景。通过研究发现,民国初期,山西省省内经济凋敝和生态灾害频发使得林业发展变得迫切,而山西省存在大量荒山荒地则为森林保护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这都需要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第二部分整理分析了民国初期山西森林保护法律制度的内容。通过梳理民初山西颁布的大量法规、令文等,笔者发现民初山西森林保护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了主体制度、保障制度、监督制度与责任制度。其中,森林保护法律制度的主体覆盖到全省百姓;保障制度由教育制度、植树造林制度和封禁巡查制度构成;监督制度体现了自上而下严格进行的特点;责任制度则强调奖励为主惩罚为辅。第三部分考察了民国初期山西森林保护法律制度的实施。在现有资料中,森林保护的实施主要由森林保护主管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和百姓的守法行为组成。其中,森林保护主管机关主要进行宣传、指导、监督与奖惩事宜,而该机关又与其他机关单位、百姓一起共同参与到森林保护的实施中。因此森林保护的实施活动呈现出在政府指导下,官民合办,全员参与的特点。第四部分探求民国初期山西森林保护法律制度的特点。通过对森林保护法律制度内容及实施的分析,可以发现,民初山西森林保护法律制度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首先在于立法目的兼具生态性、经济性和民族性;其次是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体现出以民为本的法律思想;最后,民初山西森林保护法律实践体现出官民合办的特点。第五部分从文章整体得出民国初期山西森林保护法律制度的当代反思。尽管民初山西的森林保护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也存在过于注重林木的经济效益、司法功能弱化、执行效果不强的问题。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山西森林保护建设是失败的,其内容及实施中蕴含的重视立法的法治理念和倡导百姓主动参与的实践经验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