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氛围，不仅促成了文人隐逸风尚的盛行，而且也左右着唐代隐逸演进的方向。隐逸风尚对初唐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唐诗独特面貌的铸造注入了新的因素。初唐社会政治的安定，制度的完善，社会发展的蓬勃，吸引了大量文人投身于社会，追求仕进。由先秦沿至魏晋时代而形成的隐逸文化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过去与乱世污浊政治相对应的隐逸行为中所包含的政治原则与政治态度已然染化,由魏晋山水园林文化浸染的生活情趣追求与清谈之士形成的人格追求，在新的文化环境下，逐步与文人生活相结合，为仕途疲惫的人们提供了心灵休憩的场所，也提供了文化价值依托。因而，初唐文人的隐逸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姿态和价值显现。随着文人诗歌对隐逸情怀的歌颂和对隐逸生活的新诠释，文人生活的范围得以扩展。受朝廷崇道尚隐的政治宣传影响，初唐许多文士隐居习道，追求一种自由精神与清雅脱俗的人格理想和生活。园林别业构成了初唐文士践履隐逸、满足其朝隐情趣的物质环境。隐逸对初唐山水田园诗与述志诗的合流亦有着推动作用，王绩是这一合流进程的先驱。隐逸涵养了广大文人清静的艺术理想，使诗歌创作追求一种心灵感悟的自由和谐境界。从诗歌意象看，受宗教隐逸情怀影响，初唐诗中的“桃源”意象，在文人笔下己披上了宗教的彩衣，化为飞天达道的仙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