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起源。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典之一,《楚辞》在国内外备受关注。其所有英译本中,在英语国家最受欢迎的当属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的译本《南方之歌》,而该译本最为突出的特点则是其中大量的注解和深入的解释,这也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厚译本”。正因此,与其说《南方之歌》是一部纯粹的诗歌翻译作品,倒不如称之为一部学术专著。文献综述部分对《楚辞》的海外译介和接受情况进行了回顾和调查,发现“深描”正是霍译本区别于中国译者英译本的最显著特征,也是其风靡海外的关键原因。本研究着眼于《南方之歌》这一《楚辞》英译本中的“深描”现象,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在《南方之歌》中,霍克斯的“深描”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文本表现形式?“深描”在《楚辞》中不同文化层次的阐释深度有何不同?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这种“深描”的翻译现象和翻译策略?其对于我国的典籍外译有何启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翻译研究以及后殖民主义研究三个视角着眼,审视“深描”这一概念在这三个领域中的产生与发展,借助意大利学者大卫·卡坦（David Katan）的翻译三分法“冰山”模型,搭建起一个层层扩大、不断深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南方之歌》的文本分析,本研究试图将“深描”理解为一种翻译策略、一种文化阐释的工具以及一种操纵和建构“神秘东方”的手段。这一跨学科研究带来了几项发现:其一,在《南方之歌》中,“深描”的具体文本形式包括长篇的前言与绪论、每篇译文前的引入和文末的注释、译文部分之后的术语表和地图资料,而对其“深描”的对象则集中在《楚辞》中的萨满宗教以及与之相关的器物仪式、神话意象和中国南方先民的朴素宇宙观;其二,该译本在技术文化层、正式文化层和非正式文化层的阐释力度和方法有所差异,随着文化层次的由表及里,文化的阐释与“描写”的厚度也在不断加深;其三,“深描”一方面是阐释文化他者的有效手段,能在殖民化话语体系中,为使长期“失声”的东方文化发声,使被边缘化的东方“显身”。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成为一种裹挟着西方知识意志的操纵手段,以人类学家密切的“凝视”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意志、权力意志,建构并强化东方的“他者性”,从而不断深化并固化一个“神秘莫测”、“复杂难懂”的东方。中国典籍的英译可以从“深描”的成功实践中获得启发:其一,“深描”的目的在于构建起一个密集编织、前后呼应的文化意义之网,因此“深描”手段的使用也需要在译本建构上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以形成阐释链的闭环;其二,典籍翻译要充分考虑典籍文本的特殊性。其学术和专业色彩决定了其主要受众为一小部分专家学者,放弃其中难以翻译但却是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的文化成分来迎合追求可读性的大众阅读需求,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其三,典籍翻译的当务之急是夺回中国学术本身的话语权。虽然本文着力探讨了“深描”可能夹带着西方知识意志的“私货”,但东方学家“厚译”的成功经验证实了“深描”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事实上,东方化的威胁并不来自“深描”本身,而是在于东方学家不平等的凝视,即掌握着知识话语权的“帝国之眼”。阐释“他者”,偏见不可避免,因此,只有让文化阐释的权力和话语回归东方文化本身,让其自我言说,而非被西方建构与表征,只有如此,理解和阐释东方文化才能真正成为可能。借助“深描”这一兴起兴盛于西方,并带有明显西方知识印记的文化阐释手段来服务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自我建构与自我言说,以达到“借力打力”的效果,从而真正有效地推动中国典籍“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