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之财产性利益的研究直接影响着贿赂犯罪的理论发展与司法实践。财产性利益的概念可以阐述为:狭义财物以外的、可以通过金钱衡量其价值的物质性利益。其具有利益性、无体性、可计价性、可转移性四个基本特征。由于贿赂犯罪的隐蔽性与自愿性,贿赂犯罪之财产性利益的范围应较侵犯财产犯罪之财产性利益为宽,其取得未必会使财产主体受损。信息资源、虚拟财产和性贿赂虽符合利益性、无体性的特征,但缺乏可计价性或可转移性,因而不属于财产性利益,而是非财产性利益的范畴。纵览域外刑法对于贿赂犯罪之对象范围的规定,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财产性利益予以肯定,只有极个别国家仅将狭义财物作为贿赂犯罪的对象。并且,对贿赂犯罪对象的立法趋势已由财产性利益延伸至非财产性利益。相比之下,我国刑法经过长期沿变,方在司法解释中将财产性利益纳入到贿赂的对象,并且其范围明显较窄。许多学者呼吁,我国应顺应国际潮流,引入非财产性利益,或者取消对贿赂范围的限制。但是,由于我国对犯罪圈的谨慎划定、严密的行政法与党内法规的补充作用、非财产性利益难以侦查和认定的特点等原因,我国当前的贿赂范围具有合理性与现实性,不宜将非财产性利益整体纳入到贿赂范围中。典型的财产性利益贿赂有代为支付型、借用型、干股型、有价卡券型等类别。在财产性利益贿赂的司法认定中,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财产性利益,其核心都是贿赂数额的确定。只要牢牢把握住贿赂犯罪权益交易的本质,将行贿人为财产性利益所花费的财物数额,或者该财产性利益自身的市场价格,作为贿赂数额,财产性利益贿赂的司法认定就和传统财物贿赂并无二致。截至目前,我国只有部分财产性利益得到了司法实践的确认,其他若干财产性利益则长期未能摄入到刑法的规制中。“宴请贿赂”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作为财产性利益的一种,“宴请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尚无入罪的先例。通过一定范围的问卷调研,了解到公众对于“宴请贿赂”摄入财产性利益的分歧较大。实质上,“宴请贿赂”具有摄入财产性利益的必要性。或许可以参照普通贿赂犯罪的主体条件、主观条件、数额与情节条件,将超过正常标准的高档宴请摄入贿赂的范围,从而节约社会财富、遏制不正之风,维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与廉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