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与历史上以产品为基本单位的国际分工形态相比，当代国际分工的显著特征是某个产品生产过程所包含的不同工序或区段被拆解，并分散到不同国家或经济体中进行。利用工序间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广泛地参与技术含量较高的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实现整体经济的结构变迁。国际运输成本的下降、信息技术革命、多边和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施鼓励贸易的政策等因素，极大地促进了产品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无论是出于学术研究的拓展目的，还是为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检验结果，都有必要研究当前国际分工新格局和决定因素，从中寻找到一个适宜的分析框架，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生产组织选择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揭示出来，这是一项兼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要研究课题。首先，本文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生产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到立体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国际分工界限变化和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结构调整的过程。以国际新型分工为对象，本文对国际生产组织的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界定，试图为研究上述现象提供一个较为妥当的概念基础。更为主要的是，国际生产组织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打破将企业看作是一个简单“黑箱”的新古典框架，深入到企业内部分析产品生产各个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出其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成的深层含义，从而将注意力聚焦到交易扩展引致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契约安排出现“市场组织化”和“组织市场化”连续分布、交替推进局面的微观机制。其次，本文从技术生产可分性与生产垂直分离出发，以工序最低成本曲线为基本工具，通过生产技术意义上和成本收益意义上的可分性标准来阐述当代国际生产过程为什么会跨越国界?为什么国际生产组织有的时候采用一体化的方式，有的时候却采用专业化(外包)的方式?主要结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的演进是理解当代国际生产组织兴起的一条主要线索，由专业化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引致的狭义和广义的单位生产成本的降低推动着国际生产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跃迁的程度和方向。在这里，国家层面的比较优势有赖于企业主体去发掘和实现，企业层面的比较利益取决于交易效率，而产业层面的外部经济效应是获取动态利益的桥梁，恰当界定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则是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换的重要一环。再次，本文尝试在主流经济学框架内构建企业间分工、交易成本与生产组织方式选择的一般理论模型。本文先是讨论了封闭经济条件下企业间分工、生产成本和组织方式选择情况。研究表明，随着企业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间产品供应商数目与企业间分工得益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其中从事最终产品生产的企业扮演着龙头角色。对于一国或一地区而言，深化企业间专业化与分工协作，培育完善的产业链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后，我们又以垄断竞争模型、交易成本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两国、两阶段国际生产的理论模型，力图把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所有权结构和空间区位问题结合起来。该模型显示：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各个生产阶段的所有权和区位结构，不同组织形态的产生取决于分工结构、契约环境、生产成本、组织成本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国际生产活动尤其是FDI多发生在投资成本较低(如完善的基础设施、成熟的产业集聚、开明的政策导向等)的地理区位。最后，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外贸、外资与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变动关系，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997—2004年中国各产业参与国际代工的状况及其对出口结构影响进行了测度。同时指出，近年来背靠大国经济的中国出口企业所形成“国际代工偏好”现象，既有比较优势内生推动的因素，也折射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安排和体制背景的深刻内涵。这种以委托加工和贴牌定制为基本表征谋求开放成长的国际代工模式，在给许多中小出口企业带来眼前繁荣的同时，也令相对落后的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悄然滑入“市场隔层陷阱”的尴尬困局。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有效推进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