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以来的司法实践中,“现代型诉讼”1愈发常见,证据偏在现象日益突出,证据资料分布的不均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诉讼双方主体地位的对等性。为了妥善解决证据分布不均所带来的问题,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应运而生。在该制度中,对事实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有权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法院赋予文书持有人提出文书的义务,以此弥补举证能力不足的缺陷,达到迅速查明案件真实、定纷止争的目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诞生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协助举证人证明自身诉求,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存在文书持有人持有的文书涉及己方秘密和隐私,保护秘密的利益可能大于提出文书、查明案件事实所追求的司法利益。基于权利义务的对等性,此种情况下,强制持有人提出文书,无疑将陷入过于强调持有人的证据协力义务而忽视其秘密受保护的权利的窠臼。因此,法院在命令文书持有人提出文书时,也应当对其秘密利益给与充分重视,即对涉密文书持有人的秘密提供充分保护。发现真实、促进诉讼的司法利益与涉密文书持有人的秘密利益,在实践中时常处于一种冲突对立的状态,如何妥善协调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便成了立法与司法均难以回避的问题。由于实务中案例的复杂多变性,难以在立法上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只能依赖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进行自由裁量。为了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最大限度地提高文书提出的可预测性,确保裁判的公平公正,在宏观上确立法官裁判的根本性指导原则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这一原则即为法理学领域的有效之策——利益衡量。所谓利益衡量理论,即为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在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之间进行综合权衡比较,保护更为重要的利益,适当放弃一些一般性利益。根据我国的现行法规定可知,我国尚未构建对文书持有人的秘密保护制度,即使文书涉密也只能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质证,并不能有效充分地保护持有人的秘密利益。提出文书、协助法院查明案件真实的义务与对文书持有人秘密利益保障的不足,无疑是对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破坏,可以说是我国诉讼法的一大漏洞。因此,为了有效缓解司法实务中文书持有人提出文书的义务与秘密保护权利相冲突的现象,本文在借鉴域外对持有人秘密保护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秘密保护制度构建的具体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