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意味着反腐败的开始。此次反腐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反腐败的经济后果,但多是从宏观经济增长角度入手,少数学者研究了反腐败对微观上市公司运行的影响。投资活动作为上市公司重要的财务活动,其运行受到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反腐败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必然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活动。另外,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受到的反腐败冲击不同,对投资活动的影响也不同。基于此,本文以非效率投资为切入点,借助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作为外生冲击,以2008-2018年沪深两市所有的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PSM-DID方法检验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反腐败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反腐败显著抑制了国有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反腐败通过降低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进而抑制其非效率投资。进一步地,本文还基于市场化程度、市场地位、距北京距离和公司成立时间进行了分组检验,研究发现反腐败对国有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距离北京较近地区以及市场地位较低、成立时间较长的上市公司中。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宏观政策——微观上市公司行为之间的文献,也丰富了非效率投资的研究文献。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反腐败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微观角度的证据支持,验证了反腐败的作用,为优化上市公司行为选择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