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在碳峰值承诺下，减排路径研究是国家当前的重点。技术效应作为减排的核心驱动力，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是现有的文献几乎都是基于“技术进步”这一广义概念，忽略了技术路径的可分性，真正起到碳减排作用的应该是“低碳技术”。部分文献定性分析低碳技术在碳减排中的决定性作用，少有文献落足于低碳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低碳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有助于制定科学有效的宏观低碳技术政策，促进微观企业主体的技术创新选择，从而改变宏观经济状态。
　　低碳技术进步一方面通过提高传统化石能源利用率、碳捕集和封存等途径直接降低碳排放强度，另一方面利用无碳技术生产清洁高效能源，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间接抑制碳排放强度。从现实情况来看，政策环境推动下，中国低碳技术专利近几年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低碳技术的进步主要集中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同时国内煤炭消费占比持续下降，碳排放强度在缓慢降低。因此我们有理由探讨低碳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介导。在进行影响关系的实证之前，基于投入产出法，通过EBM-GML模型测算低碳技术进步指数，发现全国及各省市的低碳技术进步整体呈上升趋势。通过收敛分析，发现不同区域之间低碳技术进步指数差距依然存在，但以缓慢速度收敛。本文以低碳技术进步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碳排放强度为被解释变量，能源消费结构为中介变量。选取2001-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中介效应模型，结合逐步回归和Bootstrap法实证检验低碳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路径，不仅关注低碳技术进步具备的直接碳强度抑制潜力，同时探讨能源消费结构在低碳技术进步和碳排放强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低碳技术进步在现阶段主要是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来实现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能够显著提高碳排放强度，城镇化水平、人均GDP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显著。因此，我国应该重点关注低碳技术进步对化石能源比重的削减作用，通过政策配合与协调充分发挥能源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尽快实现碳排放强度大幅下降的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