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电影”与“纪录”本来应该是一对连体婴儿,他们自“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卢米埃尔兄弟的《工厂大门》还是中国电影开山之作《定军山》,都是纪录电影。然而随后随着“蒙太奇”式的创作方式出现,纪实创作的方式开始不再“受宠”。具有着“时代相册”作用的纪录电影,在中国的时代洪波中几度沉浮,蹒跚前行,遗憾却又不可否认的是,“纪实”沦为了影像的“穷兄弟”。直到二十一世纪,以《圆明园》、《归途列车》、《我在故宫修文物》、《我们诞生在中国》等为代表的纪录电影开始摸索“回归”之路,试水院线,不断引发瞩目。但即使这样的成绩与动辄几十亿的故事片相比还是处于尴尬的境地。以“真实性”为美学品格的纪录电影本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奈何却在电影院里“苦等春天”,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观众。那么中国纪录电影的院线之旅到底面临着那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它又该如何走好自己的院线发展之路。文章第一部分先谈了中国纪录电影的演进历史和现状,标题用“蹒跚前行”来形容它的演进历程其实毫不为过。中国纪录电影自从1905年诞生到上世纪末,整个演进过程被笔者用两次“遭遇”概括,自诞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纪录电影一直“遭遇”着“传统”。此时期中国纪录电影的主流是用以纪录电影的方式宣传战争、传播新闻,带有很强的政治宣教意味,这让带有真实特质且饱含独立审美、远离政治因素的纪实类影片,一直在遭遇着传统,艰难的逆主流而前行。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社会包容,纪录电影本应该借势而行,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电视媒体,电视新闻的繁荣让在电影院播放新闻的方式失效了,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又让纪录电影更加“雪上加霜”。沿着时间脉络,文章开始谈纪录电影的现状,二十世纪,是一个“时代的拐点”,中国纪录电影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机遇。纪录电影发展到现代,其现状呈现出愈加多样化,类型有所创新,创作主体也越来越多元。第二个部分提出了文章的主要研究问题,即纪录电影为何票房遇冷,以及隐藏在这背后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一是数量与质量的双重冰点,在数量上,2013、2014、2016和2017年,真正上映的纪录电影只有个位数,且质量也是参差不齐。二是题材与叙事的相对单一,从目前进入院线放映的纪录电影看,风格样式主要是“视电影为讲坛”的格里尔逊式和不介入不采访的直接电影式。呈现方式多以“解说+画面”或者单一的纪实跟拍,节奏缓慢,与电影荧幕注重快节奏和故事性的要求相差甚远。第三是宣传定位的偏差,原因有二:一方面与过去一贯的体制有关,导致人们对于纪录片有着附带“新闻性”和“宣传性”的思维惯性。缺乏“市场观念缺失”“缺少大众传播意识”,另一方面也和纪录电影本身的定位不准确、宣传不到位有关。第四,是融资渠道单一,缺乏拍摄宣传资金的问题,第五,是院线排片低的问题,纪录电影的审美情趣似乎让它很难拥抱大众文化,成为投资方和电影院的宠儿。院线方面以营利为目的,自然更加偏向挣钱更容易的故事片,所以给予纪录电影的排片量甚少。并没有让纪录电影“叫好又叫座”,文章在第二章探索了隐藏在纪录电影票房低身后的诸多问题:影片本身质量不高,题材与叙事相对单一,宣发不到位以及排片量低等等。虽然困难重重,但也不是无路可循。第三章,笔者以纪录电影《二十二》为例讨论了我国纪录电影该如何突破困局,首先从《二十二》的选题与价值角度谈纪录电影的创作方法论,其次从市场细分的角度谈纪录电影应该精准定位,细分受众,接着文章叙述了纪录电影该如何创新自己的融资渠道和营销方式,最后从观影和放映的角度谈了发行方式的多样性。文章的最后,是笔者对于中国纪录电影未来发展的希冀与展望,笔者提出纪录电影若想取得良性发展就必须走产业化之路,中国想要建立良性的纪录电影行业生态可以试着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建立纪录电影专项基金;从类型和票房上细分纪录电影,使很多摸不清头脑的投资方产生一定的预期判断,使得投资变得可控;重视纪录电影的宣传,并整合营销;纪录电影应选取更适合搬上大荧幕的提出,叙事故事化来留住观众;重视纪录电影的人才培养;以及培育观众影院观影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