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加快,国际生产的战略化结构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生产资本在国际范围内频繁流动。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根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创下1456.7亿美元的新高。而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占当年流量总额的13%,达189.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方式,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实现我国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因此,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课题。然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仍然充满挑战,原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经济欠发达、政局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对沿线国家投资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在加大“走出去”的步伐时,面临的选择之一就是进入模式的选择,该项决策不仅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率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主要的模式,为突出重点,本文仅选择这两种模式来进行分析研究。本文首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简要概述,提出了文章选题的背景和选题的意义;其次,本文对OFDI进入模式涉及的相关概念,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梳理,从而更全面的了解影响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各个因素;再者本文基于企业生产力和组织成本视角,分析了制度环境对OFDI进入模式影响的机理,进而提出本文的两个基本假设。最后本文对制度环境与OFDI进入模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本文研究的创新点有:(1)以往文献多基于宏观数据或调查问卷的形式对该问题进行研究,而本文作者试图利用上市公司资料,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名录,手动收集相关投资企业信息,以期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丰富相关领域研究。(2)本文以“一带一路”战略为研究背景,以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使其研究问题更具有针对性,系统分析了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对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结合已有的实证研究,本文将制度环境划分为正式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利用全球治理指数来衡量东道国的正式制度环境,用Hofstede的文化指数来衡量非正式制度环境,最后本文利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对影响OFDI进入模式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正式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都会对OFDI进入模式的选择产生显著的负相关影响,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越完善,跨国公司越倾向于采用并购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2)笔者通过对国家治理水平的六个维度分别带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发现东道国公民的呼声与政府参与度并不会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3)在控制变量中跨国公司所属的行业类别和公司研发投入都会对OFDI进入模式产生显著影响,当企业的研发投入较高和企业属于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生产及供应等进入壁垒比较高的行业时,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并购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研究结果,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状况和国家现有政策,给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我国跨国公司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应重视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并且注重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自身因素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另外政府方面也应构建较为完整的政治风险信息服务平台,帮助跨国公司识别制度风险,从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