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有依圣托祖的习惯,中国古代政府有重视借用经典加强伦理道德教化以巩固政治统治的传统.这些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发达.由《孟子》本身的特质(被视为儒家真传且较多地触及哲学问题)所决定,在中国历史上汗牛充栋的经典诠释成果中,对《孟子》的诠释代各有之,自成体系.从此入手,不但可以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角度探寻《孟子》诠释的特点与规律,也可以由此进一步总结或推测中国诠释的某些特质.在上下二千年的二百多种《孟子》诠释成果中,以汉代赵岐、宋代朱熹、清代中期戴震和焦循、清末康有为对《孟子》的诠释最为典型.这不仅因为他们对《孟子》的诠释纵横二千年,基本可以代表《孟子》诠释史的完整过程,还因为他们的《孟子》诠释代表了历史上各典型期对《孟子》的诠释特点.清朝中期,封建体制的烂熟与西方自然科学的浸入,为学术领域提出了总结(或终结)封建经学,启蒙新时代的新要求.戴震作为乾嘉考据盛行下"潜心开拓,身处洄流而心游未来"的一面旗帜,通过《孟子字义疏证》建立了"由训诂以明理义"的诠释理则,不仅在批判宋儒的"空疏"中发明了新"微言",而且成为《孟子》诠释史上"追求原意"与"阐发义理"相统一的典范.焦循与戴震生活在大体相同的时代境遇中,但焦循作为综会吴、皖而起的扬州学派代表,其《孟子正义》既有向"汉学"的复归,又接受了"宋学"的洗礼;既不乏创新与发挥,又突出实证与贯通,表现了兼容并蓄、博大会通的学术特色,成为《孟子》诠释的集大成之作.《孟子》诠释证实了中国诠释实践避免了西方诠释理论中方法论诠释与哲学诠释的争议,实现了原意与创新的统一;体现了中国诠释的时代性特征;展现了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大体脉络;反映了中国的经典诠释承载了中国哲学体系的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