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支持农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政策。2004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并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第一、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持续多年的普惠式农业补贴政策开始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新形势下,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016年开始,我国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其政策目标瞄准为耕地地力保护和支持适度规模经营的“大户补贴”,以此激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同时,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取向下,下调粮食最低收购价也成为了粮食价格体系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以上政策及其组合实施的效果如何,特别是稻作大户的生产行为是否同步同向于政策预期目标,是一个值得从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的课题。本文基于农户行为理论,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补贴政策-农户行为-农业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讨论了不同类型农业补贴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并运用湖南省6个产粮大县419户稻作大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补贴对于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首先,本文以稻作大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认知为切入点,构建了政策认知—期望与现实偏差—政策满意度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排序模型,实证分析了政策认知程度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其次是以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为视角,分析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的作用路径,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下的分位数回归模型,来分析不同分位点下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对稻作大户的影响;最后,研究当前价格补贴政策改革的实施效果,构建了离散型选择模型,考察当前最低收购价政策下调时,稻作大户生产结构调整行为的变化程度。综上所述,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并综合运用了宏观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从农户层面揭示新的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效果,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当前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提供思路和依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实施何种类型的粮食补贴均对稻作大户的生产行为产生影响,从产量效应来分析,价格补贴大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影响。从补贴的认知和满意度来分析,稻作大户对于当前实施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认知程度较高,但补贴过程中的公平性和补贴政策目标的认知程度较低。从直接补贴政策效果来看: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于稻作大户增加物质资本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且不同资源禀赋的稻作大户对于投入的偏好不同。对价格补贴的政策效果分析表明:粮食种植比例越高,土地规模经营越大的稻作大户对粮食补贴的反映更敏感,特别是价格补贴的影响大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影响。虽然粮食最低收购价下调对稻作大户的收益产生负向影响,但稻作大户仍然选择不改变其种植结构的原因是因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托底”。因此,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调控空间,探索“组合型”粮食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适度提高粮食补贴标准,构建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有助于进一步稳固和调动种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运用分工理论,构建了不同类型的农业补贴标准下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理论模型,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综合进行考量,弥补了学术界对于农业补贴政策的割裂研究。(2)基于农户生产决策视角,从农户对于补贴政策的响应程度反观不同类型政策的实施绩效,丰富了仅从农民收入或粮食产出数量视角来评价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绩效。(3)本文结合当前农业农村形势的变化方向,重点研究的是30亩以上的稻作大户,以展示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对当前粮食补贴政策的认知及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的应用价值。